自己接单送外卖的软件-送外卖接单软件有哪些-送外卖接单软件下载什么
他们的生活与订单数捆绑在一起，是一单一单“攒”出来的。昏暗的电影放映厅中，零零散散地坐着一些人，郑玉阳便是其中之一。银幕之上正在放映徐峥执导的新作《逆行人生》，此刻的郑玉阳处于看客的状态，然而在三年前，他却是这部电影所聚焦的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个成员。
2021 年，郑玉阳脱产考研两年后成功上岸。他确定被北大录取后，以“要和同学做社会调查”为借口，瞒着父母去做起了外卖骑手。郑玉阳称自己是典型的“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之人，从小到大没干过什么活。所以在送外卖初期，他连电动车都骑不好。与其他风驰电掣、经验充足的骑手不同，郑玉阳呈现出一副赶鸭子上架的样子。隐瞒实情，更多是因为怕家里人担心自己，并非考虑工作是否体面。并且，他是主动走进这个群体的。
郑玉阳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八岁时，他离开了村子，去到了一直北漂的父母身旁。在多年的北漂生活里，他的父母在药店、超市、电脑城、快递驿站等地辗转做过很多工作。他所接触到的人，也从老家那些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过渡到了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大学期间，郑玉阳对做社会调查很热衷。那些整日在大都市街头巷尾穿梭的小人物，就成了他特别想要去探索的对象。
骑行中的外卖员。
社会性议题向来都有底层小人物的身影。郑玉阳察觉到，与外卖骑手相关的话题总能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都希望参与进来进行一番讨论，并且其中有一些是高校的知识分子。然而在郑玉阳看来，仅仅针对社会现象去探讨社会问题是空洞的，“如果不进行实践，就很难了解他们”。《逆行人生》从上映开始就陷入了“消费苦难”的争议当中。然而，影片里对外卖骑手的一些细节处理，让郑玉阳有了共鸣，他说：“这些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
生活是“单数”
正式送外卖的前一晚，临睡前。郑玉阳在日记里写下：明天自己就要成为外卖员的一份子。他的目光能够确切地放在他们身上。他很想透过他们的蓝衣服，去看看他们身上究竟承载着怎样的艰辛，或者说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压力。
郑玉阳所在的站点有四十个骑手，其中大部分是专送骑手。与众包骑手相比，专送骑手遵循“平台 - 站点 - 骑手”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使他们逐渐从零工经济转变为全职工作。郑玉阳把站点比作平台的加盟商。平台掌握着对骑手因配送超时、配送原因取消订单、着装不合格、顾客投诉等进行罚款的权力。站点代替平台雇佣劳工，对站点内的外卖骑手行使直接管理权，包括在外卖软件后台调度订单的分配以及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
骑手每个月需有 26 天出勤。每天要跑完 25 单。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原来每个订单单价是 9 块，就会降到 8 块。倘若骑手这个月跑了 700 单，然而他没有完成上述指标，那么就会损失 700 元钱。送外卖初期，郑玉阳在这样的考核制度下遭遇失败。尽管有带自己的师父帮忙，但他不娴熟的骑车技术以及因经验不足而频繁出现的“超时单”，导致他无法达到站点所要求的指标。在第一个月，郑玉阳仅仅挣到一千多块钱。
大多数人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而开始留意外卖业具体的劳动过程，尤其关注算法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要探讨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问题，不能仅从单一且抽象的劳动过程本身去寻找答案，决定劳动自主性程度的必然是施加在劳动者身上的各种社会因素经过辩证综合后的结果。
郑玉阳接单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海淀区的食宝街以及新中关购物中心。如果他离开这个区域达到一定距离，系统就不会再给骑手派单。在算法没有强制外卖员送单的情况下，能够激起外卖骑手劳动主动性的因素发生了改变，这些因素可以是站点的考核制度，从更深入的角度来说，也与生活相关。
郑玉阳某一天的送餐路线图。受访者供图
每天上午十点，站点会组织外卖员们开会。集合点或者是街边的一块空地，或者是公园。开会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安全事项。这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并不奇怪。此刻，他们更关注手机里的送餐软件。十点钟一过，就会有零零散散的外卖单子出现在系统里。如果运气好，能够先接到几单。然后，忙碌的一天就开始了。
十点半之后开始进入午高峰，这是一天中送餐的关键时期，每个外卖员有三次接单的时机。起初，系统派给外卖骑手的单子不会特别多，大概仅有两三单，这可视为“热身活动”。当送完这两三单后再返回时，差不多就到了午高峰订单量最大的时候，算法会依据外卖员所在的位置，把“顺路单”进行分配，此次的派单数量比第一次要多很多。
送完餐“空车”返回商圈时比去送餐更让外卖骑手心急。因为远离了算法能检测到的范围，他们就接不到订单，要是不能及时回到商圈，单子就会被其他人抢走。节奏把握好的话，骑手们能在午高峰快结束时实现第三次接单。
每当我看到外卖员即便没有算法控制，依然能风驰电掣地返回商圈，就会感慨对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考察，不能再单纯沿着那种只探讨劳动过程和算法的路线走下去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主动去“拥抱”算法的。
有时候也会运气不佳，例如接到了一个距离商圈较远的单子。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仔细考虑一番，因为来回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可能会导致错过一次接单的机会。有经验的骑手会把一些难以送达的订单放到软件的“抢单大厅”里，被他人认领是很幸运的，要是没人要就只能自认倒霉了。郑玉阳在与骑手们闲聊时，听过这样一则笑话。老骑手叮嘱新骑手千万不能瞎抢单，尤其不能抢距离远的单子，抢多了就摆脱不了。“我们团队里有一个人总是抢大钟寺的单，那里距离商圈大概 4 公里。现在系统每天都给他派大钟寺的订单，我们给他起了个江湖外号叫‘大钟寺方丈’。”
午高峰持续到下午两点。郑玉阳一般能送 15 单左右，离站点规定的 25 单差 10 单，这些需等晚高峰补上。郑玉阳认识一个“单王”，一天能送 50 多单，此人曾让郑玉阳很震惊，这意味着他一整天都处于马不停蹄的状态。那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哥，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小孩。
其实外卖员是需要钱的。郑玉阳送外卖的直接原因就是他缺钱，因为两年的脱产考研把他之前的积蓄都花光了。送外卖期间，郑玉阳住在福缘门社区，这是一个邻近圆明园的城中村，也是外卖员的聚居区，这里一个月的房租只要 750 块钱。每天晚上他收工回来，穿过狭窄的胡同就能看到停在空地上的一辆辆外卖车。郑玉阳的出租屋位于二楼。这栋楼内的房间大多是紧密排列的隔断房。一层居住了十二三户人家。
负债，做生意遭遇被骗，要养家糊口……如同电影里的剧情那般，选择送外卖的原因各不相同，然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挣钱。对于外卖骑手而言，他们的生活与订单数量紧密相连，是通过一单一单地积累“攒”出来的。
外卖员无需缴纳社保和五险一金，所挣的钱都归自己所有。其劳动过程是以单为单位的，要是想多挣钱，就可以在今天多送一些单，或者在这个月多送一些单。
https://img0.baidu.com/it/u=1787687240,2506894255&fm=253&fmt=JPEG&app=138&f=JPEG?w=500&h=976
郑玉阳接过了两份“大单”，一份是 75 份盒饭，过了半个小时又送了 17 杯奶茶。由于数量较多，郑玉阳获得了十多块钱的超重配送费。带他跑单的师父逗他说：“要是 75 份盒饭能分开下单就好了，那样你就有 75 单啦！”
赶时间的人
今年宝哥在北京送外卖已经有七年了。宝哥刚来北京的时候是 16 岁，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年轻儿”。如今，他的儿子已经两岁了。
宝哥从事众包骑手工作。与专送不同，众包不受站点管理的约束，也没有特定的考核制度，上下班以及休息的时间完全由个人意愿决定。然而，自由的背后存在令人头疼之处，不像专送依靠外卖系统派单，众包完全是抢单模式。在宝哥看来，生活是靠自己去“抢”的。
宝哥称，这几年里，因为相似功能的配送软件增多了，众包订单的单价相比之前下降了，并且能够抢到的订单数量也在减少。专送订单每单固定为 9 块钱，而众包订单的单价是依据所配送物品的金额来确定的，所配送物品越贵，给的配送费就越高。
每天，宝哥的脑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数字。他将一个单子所提供的配送费与能够申请到的补贴相加，得到的总金额除以要送的总公里数，从而算出每公里能够挣到的钱数，凭借此来决定这个订单是否值得去抢。宝哥的体内仿佛装了一个钟表，每一次在马路上的疾驰都是精确到秒的冲刺。
超时是每一个外卖骑手都担忧会出现的情况。在城市的街角处，外卖员展现出雷厉风行的模样；在商场里，他们也是如此；在电梯中，同样如此。他们以自身的行动充当着食物资源传输的通道，但偶尔也会出现跑得晕头转向的情况。
郑玉阳接单的商圈包含多个商场。餐饮区域较为分散，有的在五六楼，有的在地下一层。然而，外卖骑手取餐的时间是固定的。为提升效率，郑玉阳只得在楼层间来回跑动，查看这家是否出餐，若未出餐就赶紧跑到下一个商家处，取到餐后再迅速跑回来。郑玉阳拎着五份沉甸甸的外卖走出商场，此时他已是满头大汗，接着他惊觉自己找不到电动车了。
当时整个人处于紧绷状态，感觉停车像是很久之前的事，完全不记得放在何处了。无奈之下，只能一圈一圈地寻找。外卖袋子勒得手疼，同时又担心订单超时，那一瞬间，郑玉阳直言自己有些崩溃。
取餐情况如此，送餐则更为争分夺秒。长久以来，外卖骑手存在闯红灯、逆行的行为，甚至因这些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的事例有很多。当我们处于事外时，说外卖员本可以不闯红灯或逆行，没必要拿自己生命冒险，我们一定要记得，当一个人开始做某件事时，他自身会受到限制，会成为这件事的囚徒。
送外卖刚开始的时候，郑玉阳没有察觉到算法对人的控制。在一个雨夜送餐的过程中，他失神撞在了护栏上，车子当场就坏了，当他倒在地上时，心里想的竟然是外卖软件上的倒计时，因为时间不会因为他摔倒而停止，反而在提醒他订单快要超时了。在无形中，算法似乎能够独立于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一旦算法运转起来，就不能由外卖员通过手动的方式使其终止。
外卖骑手害怕超时而在某条路线上逆行、闯红灯节省的时间，会被算法吸收，进而生成一个新的时间标准。也就是说，由于外卖骑手速度变快，系统给他们走同一条路线的时间逐渐缩短。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行为，最终加深了骑手之间的“内卷”。
对外卖平台及其算法起初有些愤怒，然而当去研究它背后的结构性压力和技术性问题后，才明白这是一个需协调诸多资源的过程。例如能否让交通部门参与到算法优化中，若外卖骑手送餐时在某一地点长时间停留且未曾移动，系统能够及时察觉并通过软件后台询问是否遭遇交通事故，从而为外卖员提供帮助。”郑玉阳说。
时间对于外卖骑手而言，就如同海绵里的水一般，只要稍微挤一挤，仿佛总是能够挤得出来。宝哥在进行送单作业时，最多曾给顾客拨打过二十次电话，然而对方却都将其当作骚扰电话来对待。郑玉阳也曾碰到过消费者让他帮忙扔垃圾以及带烟的这种要求。在外卖配送过程中遭遇的刁难和责备，外卖骑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默默地承受，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和顾客计较。
这群赶时间的人偶尔也会慢下来。宝哥自己家里有小孩，每当看到年纪小的孩子选择了卫生条件令人担忧的餐馆时，他总会小声地提醒一句：“以后要少在他们家吃饭！”
鸡毛蒜皮的小事
下午两点过后，订单逐渐减少。这个时候，也到了郑玉阳吃午饭的时间。送餐的晚高峰在傍晚五点，在这之前，郑玉阳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通常情况下，郑玉阳会和师父一起去吃那种有折扣的“骑手餐”。这种“骑手餐”是餐馆与外卖骑手之间的一种特殊“暗号”。饭菜能打八折，肉包子一个是两块钱，一份包含两荤两素的盖饭大概是十二三块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解决了他们的午饭问题。
有时宝哥吃腻了“骑手餐”，就会回家吃饭。他说：“我媳妇做的饭很好吃，我也已经习惯了，家里做的饭比外面的更干净。”每天经宝哥的手送出很多美食订单，但他很少给自己改善伙食。因为商场里的简餐动不动就要二三十块钱，吃一顿就意味着三四个订单白跑了，他舍不得这样做。
送外卖刚开始的时候，郑玉阳觉得挺有趣的。他骑着电动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梭，那是一种对自由的感受。很多外卖员都认为，迎面而来的风以及两边快速向后退的街景好像能够给他们营造出一个暂时躲避现实压力的空间。然而，当新鲜感消失后，枯燥和疲惫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郑玉阳一天十多个小时都在送单，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忙到最后，他完全处于一种机械骑车的状态，车子在向前行进，然而他的脑子却在放空。这也成为外卖骑手赶时间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因为骑车太久后，他们对这种状态反而变得麻木了。
郑玉阳的外卖车上时常放着几本书。午饭后，这便是他看书的时间。对于送外卖这件事，郑玉阳一直有着清晰的认知。他清楚地知道，送外卖只是自己在过渡期能够快速挣到钱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条人生的路，那就是继续回到校园里学习。郑玉阳除了读书之外，还会在午休时间写一些类似田野调查的笔记。这是他摆脱对送外卖这件事产生的枯燥感的方式，他觉得用这几个小时自己又恢复了活力。
每当和别人谈起自己曾做外卖骑手的经历时，郑玉阳不想像某些网上的文章那样，从算法的角度去切入，对外卖系统的利弊进行分析。他更想讲述的是在算法之外，送外卖的生活中那些琐碎的小事。
有时候过度强调外卖员的辛苦，会让我觉得这是在弱化他们的能动性，仿佛他们仅仅是一群历经苦难的人。然而，如果过度强调他们很优秀、很乐观，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他们自身所遭遇的困难与艰辛。
https://img2.baidu.com/it/u=905759326,2014402509&fm=253&fmt=JPEG&app=138&f=JPEG?w=800&h=1069
郑玉阳在送外卖时遇到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将这些小事一一记在了田野调查的笔记里，并且直到今日他依然还保留着这些笔记。
2021 年 4 月 24 日中午，我接连接到了三个单。其中有一个餐厅出菜的速度特别慢。我快步走进电梯，这时有个外卖员问我跑得怎么样，我便开始向他吐槽起来。他疯狂地点头，似乎表示认同我的说法。他还嘱咐我一定要在软件上报备，这样可以延长时间，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到了 5 楼，我下了电梯，然后回头望了他一眼。他满头大汗，我同样满头大汗。我们都呈现出一脸焦急的表情。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离外卖员的身份更近了。
2021 年 4 月 24 日，天气较为炎热。我忙碌了一整个中午，接着去购买了冰淇淋。因为买一赠一的活动，所以我分给了其他外卖员一个。随后，我们两个人一同坐在电动车上，在马路边享用起了冰淇淋。
2021 年 5 月 2 日，一位大哥一路上跟我讲去哪个餐馆吃饭便宜。他还说有个餐馆有免费的蒜和咸菜等。一碗面总共只需 11 块钱，并且能喝到免费的面汤。听到这些话，心中深感感动。
……
在郑玉阳眼中，正是这些细微的小事让外卖骑手这一社会群体的形象变得立体且真实。他能够迅速融入其中并与他们产生共情，原因也在于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这些小事小到能够满足于享用一顿价格低廉的午饭，大到暗自为今天接到一个大单、多挣了几块钱配送费而感到欣喜。
在商场的座椅上休息的外卖骑手。
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认知存在差异。从“外面”看和在“里面”看所得到的感受不同。有些人看到外卖员，会觉得他们很苦。然而，对于外卖员自己而言，真实的生活或许就是这样的。
《逆行人生》影片结尾时，外卖平台董事长面前摆着高志垒研发出的“路路通”方案。中年失业的高志垒经历了人生转折，尝尽了外卖员生活的艰辛，之后或许能重回程序员岗位。而在银幕之外，大多数人的人生不能“逆行”，他们顺着原有的生活轨迹，拼命地向前奔去。
“谢谢，回家单”
假期期间，订单与往常相比会少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一天 25 单的指标就不是很容易。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郑玉阳的订单数停留在 24 单。他将车子停靠在马路边，在那里等着最后一单的派送。虽然被蚊子叮咬得有些焦躁不安，但郑玉阳不想舍弃这一单。如果不能达到指标，订单的单价就会降低一块钱，这样算下来，今天他便会少挣三十多块钱。
等到九点多的时候，系统给郑玉阳派单了，是两单。郑玉阳查看了外卖软件里的订单量排行榜，发现有其他骑手和他一样在等着这最后一单。郑玉阳把手里多余的订单随意分给了一个外卖小哥，那小哥很快回复道：“谢谢，是回家单。”
看到“回家单”这三个字，郑玉阳既感动又有些心酸。他回忆起前一天遇到的那位为了达标，一直送单到晚上十点多的大姐。如果去问一个晚上还在路上跑单的骑手现在最想做什么，那么得到的答案必然是“回家”，而不是再多跑几单。
对于一整天都在外奔波的外卖骑手而言，回家这两个字的含金量是很明显的。郑玉阳曾多次亲身感受到这一点。
上次发生交通事故后，郑玉阳的电动车完全报废了。他换了一辆新车，然而没想到仪表盘不准确。还没等他骑到家里，车子就因为电量耗尽提前停止运行了。没办法，郑玉阳只得推着车子一步一步往家走。一个正好在他身旁经过的闪送小哥看到这种情况后，主动把自己的备用电池借给了郑玉阳。在此之前，郑玉阳和这个小哥之前并不认识。他甚至对陌生人怀有一丝最基本的戒备。小哥叮嘱郑玉阳千万不要带着他那三千多块钱的电瓶跑了。然而，在回家这件事上，一切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外卖员的生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并非迎合外部世界的想象性观看。他们的世界不仅有送餐时的微笑，还有出餐慢时与商家的争吵。处理完这些事后，在平静的午后或晚上，他们更希望能通过视频电话悠闲地与家人聊会儿天。
郑玉阳回忆起儿时，父亲每天下班归来后，会先洗把脸。接着，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享用晚餐。在那个时候，父亲虽然疲惫，但也在享受着这温馨的时光。直到如今，郑玉阳才真切地理解了当时父亲的那种感受。那是一位劳动者辛勤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刻。在踏入家门之前，父亲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而踏入家门之后，他所面对的仅仅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
宝哥在跑众包之前，曾跑过一个月的专送。跑众包的原因是它时间更灵活，当孩子生病时，能够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去医院，无需再费力向站点请假。
宝哥对钓鱼有喜好。然而，自从他开始送外卖后，这份兴趣爱好就只能在骑车路过河边的时候得以体现，他会花几分钟看看别人钓鱼的样子。在零零散散的休假期间，宝哥把时间都用于陪伴家人，他会和妻子回娘家，也会带孩子去逛逛商场和游乐园。宝哥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他表示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多挣钱。等孩子到了可以上幼儿园的年龄时，他们一家三口就会回到陕西老家。到那时，他们打算做个小买卖。
郑玉阳送完最后一天的外卖后，回到出租屋收拾行李。随后，他联系车行，将租来的外卖车退了回去。在那一刻，郑玉阳心中有些难受，然而却又说不出具体为何会难受。
郑玉阳在北京从事送外卖的工作，这种生活持续了四个月。在九月份开学之前，他通过送外卖为自己赚取了一笔生活费。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