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思想-洋务运动推动思想观念的近代化-思想运动洋务运动区别
作者为陈杨，他是衡阳师范学院的讲师；作者还有朱迪光，他是衡阳师范学院的教授。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日前在湖南省衡阳市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王船山思想与中华文化复兴”，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岛和大陆的一百余位学者聚集在一起，大家一同去探寻船山思想的精髓以及其时代价值。
《王船山先生遗像》 资料图片
一
王夫之，字为而农，号有姜斋以及又号夕堂，是湖南衡阳人。他和顾炎武、黄宗羲一起被称作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晚年的时候隐居在衡阳石船山，进行著书立说的工作，后人于是尊称他为王船山。在此之前，衡阳在 1982 年、1992 年、2002 年以及 2012 年分别举行过关于王船山思想学术的研讨会。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在船山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船山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在 2019 年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纪念王船山诞辰 400 周年，对船山思想展开系统且深入的研究，这样有助于将船山思想的当代价值彰显出来，也有利于推动船山思想在当代完成创造性转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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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弘扬船山精神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现实意义。知名作家王蒙做主题发言，题目为“新时代的精神开拓与精神资源”。他指出，学习船山精神的关键是融会贯通，以此拓展我们的精神资源；要见贤思齐，整合时代和世界的先进文化，并将其根植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学习船山精神的意义在于从精神方面充实自己，从文化方面充实自己，以此来鞭策自己，实现思想上的脱贫，进而为社会贡献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船山思想对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在哲学思想方面给后世留下了极具历史价值的思想遗产，在政治思想等方面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具历史价值的思想遗产，并且对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当以古为鉴，对船山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
船山先生集湖湘文化精神之大成。船山哲学促使形成了以“忧乐天下”为本的湖湘文化精神。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是清华大学的万俊人教授。他以“船山哲学与湖湘文化精神”作为主题。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释，一是船山哲学是湖湘文化精神的精华与高峰；二是船山哲学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养成；三是船山哲学的精神文化遗产与湖湘文化精神的时代意义。并且指出船山哲学是中国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湖南师范大学的王泽应教授持有这样的观点：王船山在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启蒙思想大师中极为杰出的代表人物。船山的伦理思想，它代表着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演进到了最高的水平，并且其中蕴含着与近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关的因素。王船山的伦理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之前，是最为接近其精神实质的伦理思想类型或范式。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正在不断被人们所发现。
三
船山政治思想是船山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肇始于明亡的历史教训，在《读通鉴论》和《宋论》等史论著作中得以彰显。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对于传统政治思想既有因循，也有变革。其理论贡献体现在除旧和布新这两个方面。王船山在前者方面，对周文王以来近 3000 年的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深刻且彻底的整体性批判；在后者方面，也有诸多建设性创见，像对于“君、相、谏官”这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制衡之设计等，这些都与近代理念较为接近。湖南大学陈力祥教授认为，船山先生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以下三方面贡献：其一，提出了“政即礼也”的命题，以此说明了治国理政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其二，倡导人本主义的治国理念，并且提出了“以人为依”“依人建极”等概念；其三，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想，他认为理想的和谐社会应是“礼宜乐和”。因此，要对船山思想进行综合性的继承以及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为当下的治国理政提供丰富的智慧源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孙钦香从德治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船山关于“德与位”之“融合”以及“分离”的相关论述进行探讨，揭示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内容和所具有的特质。船山在对经典进行注疏阐释时，把传统儒家“德位一致”理念里“德”的内涵变得具体起来。他从公私、义利的角度去限定“德”的内容，这种做法是基于对“德化天下”的反思与批判。船山关于“德与位”的思考，一方面有助于反思近代政治哲学“去道德化”之后所导致的政治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有助于认识和评判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以及它所面临的困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明指出，船山通过对《论语》本章之义的疏解，来探讨为政之道。他对政治得以维系所需要的功能要素、政治施为的本末与次第以及社会道德对政治的支撑作用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发。船山认为，培养百姓的诚信之德是政治建构与维系的核心基础；政治建构应当以道德教化为起点和导向，依次达到足食、足兵的目标。船山的这些论说，一方面涉及儒家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明朝灭亡以及时代问题的反省，从而对时代的变局进行了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思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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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身为一代哲人，他的哲学贡献体现了传统学术的高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任钊从经学文本分析着手，对王船山文化思想的贡献进行了探讨。他表明，王夫之解经与历史上的各家相比，有很多卓越独特之处，“以经释经”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而产生的结果。王夫之在诠释《春秋》时，主张依据经义来寻求本义，不被三传所束缚，通过对比经文用词的异同来探究春秋大义。他比较了《春秋》记载许止弑君的用辞差异，从而主张经中既然记载了弑，那就必定是弑。他打破了三传中许止并非实际弑君的说法，认定许止是毒杀君父的贼人。“以经释经”这种重视经文字义、罗列归纳经文异同的取向与方法，对乾嘉汉学的经学考据产生了影响。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佐藤炼太郎以船山《读四书大全说》中所收录的对《论语集注大全》的批判为重点进行考察。他指出，船山是以孔子的言论作为标准和尺度的，他对《论语集注大全》进行批判，其直接原因在于该书中所引用的先儒的解释，这些解释把孔子的教诲视为相对化的东西，并且认为其中有关轻视道德修养的礼的实践方面的倾向的解释损害了孔子的本意。他痛感当时社会伦理秩序失范，这是深层原因之一。他认识到需要依靠重视道德修养的朱子学，以恢复阶级秩序和君臣道德。浙江大学的李明友教授认为，王船山不仅是一位关注社会现实的哲学家，还关注着时代的科学成果。他在《思问录·外篇》里多次对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学技术进行评论。他吸取了“质测之学”的方法论，用“质测”去解释格物。他以“惟质测得之”来改造格物致知。这样一来，他的格致说初步摆脱了心性论的束缚，并且具有了鲜明的近代认识论的特征。船山的格物致知论具有实证科学的意义，展现出了兼容并包、去芜存菁的文化态度。湘潭大学方红姣教授认为船山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湖湘学派的影响。船山与湖湘学派存在思想关联：船山的辟佛思想延续了湖湘学派的辟佛思想；船山的理欲观继承了湖湘学派的天理人欲思想；船山的知行观发挥了湖湘学派“缘事物而知”和知行互发的观点；船山和湖湘学派在体用一致以及义与利的内涵阐释方面是一致的。船山是湖湘学派的传承者。船山是湘学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船山在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在哲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提及：“船山与亭林，均为王学反动所造就的人物。然而，他们不仅能够进行破坏，还能够进行建设……亭林的建设方向趋近于‘科学的’，而船山的建设方向趋近于‘哲学的’。”韩国朝鲜大学的李哲承教授对王夫之著作里“和”观念的逻辑结构及意义展开考察。他指出，王夫之哲学中出现的“和”论与朱熹等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觉得《论语·学而》中的“和”与《中庸·第一章》的“和”在意义上存在差异。王夫之对朱熹把“和”当作“用”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他也不认同体与用中把这两个“和”都当作“用”的朱熹的观点。这种批评本质上是针对朱熹以安静的理与运动的气进行二分法分类，从而构建理尊气卑逻辑这一观点的批判，它体现了船山将理视为运动之气的条理，注重解决动态变化的具体现实问题的观点。有学者运用西方哲学语境来阐释船山哲学。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赟教授立足于西方哲学语境，对船山哲学中的自然与天道进行分析。他思考了船山哲学中的自然秩序及其运作机制，还分析了这一思考面对自然秩序的不同形式，包括天之天、物之天与人之天，以及自然秩序中结构与反结构的共构问题。他认为船山对自然界的看法既有别于西方古典迷魅的自然观，也不同于现代去魅的自然观，其角度颇为新颖。有学者对船山的哲学观进行了阐释。武汉大学的吴根友教授阐述了王船山文明史观的基本思想内容及其结构，还对其文明史观中自相矛盾以及不合乎文明史发展进程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和辨正。从文明史的宏阔视野来考察船山思想的这种方法以及相关论述，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船山思想创新的特殊历史情境，使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视域得以拓宽。有学者从船山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展开研究。例如，上海健康医学院的陈焱博士以船山对郭嵩焘洋务外交理念的影响为核心，对洋务运动背后的中国传统哲学影响进行考察。他认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近代湖湘士大夫在借鉴船山之学时，不仅涉及具体史论方法层面，还涉及抽象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层面。船山是近代洋务派以郭嵩焘为代表的精神与理论导师之一。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时，把船山实学思想当作方法论依托和理论参照去接续西学，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对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
船山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学者们对船山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及影响情况予以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韩振华教授指出，西方对王船山的研究起步较晚，经过对西方学界近百年船山研究历程的梳理，得出西方船山研究的进路大致历经了政治—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比较研究这样的文脉历程。在比较研究阶段，西方汉学界针对中西思想异同展开了争论，这一争论进一步促使西方船山研究呈现出比较研究的样态。西方学者在船山研究方面的进路和得出的结论，通常与汉语学者不同，但它们同样是船山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对船山学在近代日本的传播进行了分析，还分析了内藤湖南的船山论和船山史论对松井等的影响。他指出，近代日本学者对船山的著作关注点存在差异，有的侧重政治论，有的侧重史论，有的侧重哲学观等。由于船山本人及其著作具有多义性，所以船山思想能够渗透到近代日本不同的思想领域。在建构近代日本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船山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对英语世界的船山学译介现状进行了梳理。衡阳师范学院的吕建兰老师从多个方面对船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进行了介绍。她介绍了博士论文方面的情况，也介绍了专著方面的情况，还介绍了章节方面的情况，以及期刊论文、译著和书评等方面的情况。她指出船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并不乐观，迫切需要既有船山学研究背景又有较高英语翻译能力的学者来对船山著作进行英译，而这正是实现船山学“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对船山形象和船山精神的研究也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指出，王船山凭借“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勇气，对传统文化展开总结与创新，借此彰显出高尚的士人形象。同时，他还深刻地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进行反省，呼唤并期待广大士人能够修德正身，匡正世教，通过读书来穷究道理，做到经世致用，坚守正义与良知，肩负起振兴中华、重建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船山对于士人之责的思考，对于我们整肃学风、修身律己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具有示范和启迪的意义。岳麓书社编审夏剑钦对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先驱人物进行了梳理，他指出，在清代康熙晚期，有刘献廷、潘宗洛、张仕可、储大文、董思凝、李周望、缪沅、王敔这些人物；而在乾隆年间，则有余廷灿、阮元，他们才是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首批先驱人物。其中，船山的儿子王敔是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第一代学人中功劳最为显著的。邓显鹤是研究和传承船山学的第二代学人中最为杰出的。对船山学的先驱人物进行梳理，不但能看出船山学的传承以及研究渊源是有次序的，而且得出的这一观点还改变了学界的习惯性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三，能够推陈出新，参会学者开拓创新，借助新思路提出了新的观点。此次研讨会议题丰富，内容广泛，是一次很成功的国际学术大会。本次学术研讨会把国内外船山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学者聚集到了一起，这显示出学界在船山研究方面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还聚集了一批青年学者，这表明船山研究后继有人，并且具有接续开创的青春活力。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加深了学界对船山思想的了解。同时，推进了同道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且，深化和拓展了船山研究。这些举措必将进一步促进船山研究的蓬勃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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