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外卖-外卖大学生跳河身亡-外卖大学生占比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取得进步，大众消费进行转型升级，由此催生了一大批新兴职业，这些新兴职业形态多样且分工精细。2019 年，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公布了这些新兴职业，之后它们被正式纳入我国的职业版图。外卖骑手作为新兴职业的典型代表，在促进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质量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外卖骑手的用工方式较为灵活，管理方式也有其特点，这给劳动者权益保护以及社会保护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今天就来和小编一起了解这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调查报告吧~！
数据说明
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源自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问卷调查，此问卷调查由调研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同组织并实施。调查对象为 18 至 45 岁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人群，这些人群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时间是 2020 年 10 月，通过腾讯问卷平台发放问卷。在经过数据清理之后，共获取到 6196 个有效样本。此外，用政府调查问卷数据进行补充，以帮助知晓新兴职业群体的就业现状，并且帮助知晓针对该群体的相关管理和服务措施。
01、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现状
群体特征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样本里男性的占比为 90.8%，女性的占比为 9.2%；农业户口的占比为 68.9%，非农业户口的占比为 29.1%。从图 1 能看出，在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上，高中、中专或职高学历的占 47.1%，初中学历的占 24.0%，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 5.0%，大学专科学历的占 16.8%，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 7.1%。可见，我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表明外卖骑手职业的门槛较低，且不具备较高的技能性。
图1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受教育程度占比
从图 2 能够看出，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年龄分布情况是：21 至 30 岁的占 51.0%；31 至 40 岁的占 37.1%；41 至 45 岁的占 6.5%；18 至 20 岁的占 5.4%。
图2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年龄占比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月收入占比情况如图 3 呈现。近半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处于 4000 至 5999 元这个范围。六成多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在 4000 至 7999 元之间。月收入 8000 元及以上的高收入群体所占比例仅为 7%。尽管收入较为可观，然而福利保障的覆盖率较低。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外卖骑手中，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占比为 24.9%。
图3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月收入占比
在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家庭状况和生活特征方面，问卷调查数据表明，他们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压力较大的前 3 个方面分别是：其一，自己或家庭收入低，此方面占比为 42.0%；其二，住房方面，占比为 33.3%；其三，子女教育，占比为 29.5%。并且不同年龄组的压力存在略微差异。30 岁以下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其压力来源的前 3 位分别是自己或家庭收入低、住房以及自己或家人的健康；30 岁及以上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其压力来源的前 3 位依次是子女教育、自己或家庭收入低以及住房。
此外，外卖骑手如果有未成年子女，他们所感受到的子女教育压力明显比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外卖骑手要大。其中，有 2 个未成年子女的外卖骑手，其感受到的子女教育压力占比高达 55.3%。除了收入方面的压力之外，未婚或同居群体以及丧偶群体中，感受到婚姻恋爱压力的占比均超过 30.0%。
各个年龄组中，选择看短视频和听音乐的外卖骑手占比都比较高。不同之处在于，30 岁以下的外卖骑手更倾向于打游戏，而 30 岁及以上的外卖骑手更喜爱上网看新闻。
图 4 展示了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 2020 年 9 月的闲暇时间安排以及其工作特征
这些数据表明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工作压力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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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 能看出，在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工作时遭遇的不愉快经历方面，占比较大的 3 项分别是：其一为“职业歧视（36.0%）”；其二为“遭遇交通事故（29.3%）”；其三为“被客户打骂（25.7%）”。数据显示，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工作中的主要压力和风险源自自身安全以及社会尊重这两个方面。
图5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工作中遭遇的不愉快经历占比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让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用 1 到 10 分来给社会地位打分。从图 6 能够看出，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平均为 7.1 分，这处于比较满意的程度。其中，“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得分最高，为 8.1 分；“工作的自由程度”次之，是 7.6 分；“工作环境”为 7.4 分；“收入及福利待遇”是 7.0 分；“晋升机会和未来职业前景”为 6.5 分；“社会地位”得分最低，是 6.0 分。
图6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
从图 7 能够看出，北京市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平均是 6.8 分，这处于比较满意的程度。其中，“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得分最高，为 7.8 分；接着，“工作环境”得分为 7.2 分，“工作的自由程度”得分为 7.1 分，“收入及福利待遇”也为 7.1 分；“晋升机会和未来职业前景”得分为 6.2 分；而“社会地位”的得分最低，是 5.4 分。问卷调查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表明，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工作强度较大，然而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却较高。他们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工作的自由程度”“工作环境”较为满意，对“社会地位”则不满意。
图7 北京市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
全国的问卷调查数据与北京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其中工作满意度得分较高的有 3 项，分别是“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工作环境”“工作的自由程度”；而工作满意度得分最低的项目都是“社会地位”。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对在北京市通州区的工作生活普遍持满意态度。外卖单量并不低于城区单量，且生活成本要低很多，这使得外卖骑手工作和生活的性价比显得更高。
从图 8 能看出，当被询问“当您在工作上碰到困难时，通常您会向哪些组织或个人寻求帮助”这个问题时，外卖骑手职业群体选择比例较高的 3 个选项分别是：其一为“工作单位（62.9%）”；其二是“朋友、同乡等私人关系网（34.1%）”；其三是“家人、家族或宗族（27.0%）”。选择“各级党政部门及工、青、妇组织”的比例为 12.1%，选择“网络平台”的比例为 4.5%，选择“新闻媒体”的比例为 3.3%。此情况表明，当外卖骑手职业群体遇到困难时，他们向公共服务机构求助的情况相对较少。
图8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求助渠道
职业发展特征
外卖骑手中，对当前职业选择非常认同的占 87.0%，比较认同的也占一定比例；而选择很不认同的仅占 13.0%，比较不认同的也占较少部分。由此可见，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职业认同度较高。从图 9 能够看出，在对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职业前景以及社会态度相关问题方面，有 76.1%的外卖骑手表达出“充满信心”。然而，同时也有 73.2%的外卖骑手觉得“收入不会大幅增加”。并且，80.0%的外卖骑手认为“随年龄增长会被取代”。另外，大概半数的外卖骑手处于焦虑状态，他们认为这份工作与自己的梦想不相符，或者认为在城市里总是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
图9 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职业前景和社会态度
在职业规划方面，对于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对未来 1 年的工作规划。如果把“现在工作不错，继续好好干”“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先这么干下去再说”“现在干得不是很好，但这个工作前途不错，会想办法干好”这几种情况合并为“继续从事当前工作”。那么可以看到，选择“继续从事当前工作”的外卖骑手占比达到了 70.7%。这表明多数外卖骑手在未来 1 年仍会继续从事当前工作。
在外卖骑手职业群体中，对于 5 年后的工作规划这一问题，选择“继续从事当前工作”的外卖骑手所占比例出现了下降，其比例为 51.7%。与未来 1 年的工作规划相比，在 5 年后，选择“当个体户/自己开店/自己创业”的外卖骑手所占比例有了明显的上升，从 14.2%增加到了 26.1%。同时，选择“上学或参加培训，为以后找工作‘充电’”这种方式的外卖骑手占比有所上升，上升了 1.8 个百分点。这显示出有一部分人把外卖骑手当作过渡性的职业。
诉求现状
从图 10 和图 11 能够看出，在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情里，位列前 3 位的依次是：“社会保险政策的完善（48.7%）”；“劳动权益的维护（45.1%）”；“劳动报酬支付的保障（34.8%）”。希望雇佣方为他们做的事情中，排在首位的是“增加工资（64.4%）”；排在第二位的是“提供更人性化的福利（56.7%）”；排在第三位的是“提供更好的纠纷处理机制（24.4%）”。
北京市外卖骑手职业群体调查数据表明，在外卖骑手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情里，排名居于前四的依次为：其一，完善社会保险政策，其占比为 48.5%；其二，维护劳动权益，占比同样是 48.5%；其三，完善相应就业政策和服务，占比 38.0%；其四，保障劳动报酬支付，占比 36.2%。希望雇佣方为他们做的事情中，排在前四的分别是：一是增加工资，占比 67.8%；二是提供更人性化的福利，占比 66.0%；三是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与素质培训，占比 23.9%；四是提供更好的纠纷处理机制，占比 23.4%。全国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对政府和雇佣方的诉求现状与北京市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诉求现状进行对比后可以看出，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福利保障方面的诉求较为强烈，同时在劳动权益方面的诉求也较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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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全国和北京市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对政府的诉求现状对比
图 11 展示了全国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与北京市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对雇佣方的诉求现状方面的对比情况。全国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诉求现状与北京市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诉求现状存在差异，通过图 11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对比。
02、社会保护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劳动身份认定不明晰，促使平台企业“搭便车”
2020 年 2 月，国家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布了 16 个全新职业类型。在这些职业类型中，首次把“外卖骑手”明确规范为“网约配送员”。自此，该职业正式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并且成为了一种新兴职业。我国当前法律法规在对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劳动关系认定方面存在不足。外卖骑手职业群体与平台企业签订的《网约工协议》，从根本上确立了二者之间只存在用工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这就导致没有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可靠的合法性基础，进而造成了权益保障主体的缺位。
在国外，平台工人处于工人分类法的不利地位。平台企业被客户惯性地认为是能保护平台工人的场所，而政府监管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且缺少对新雇佣关系的法律保护。在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滞后的情况下，其社会保障制度处于真空状态，这为平台企业“搭便车”创造了暂时有利的制度环境。这里的“搭便车”意思是在互联网时代，借助信息技术发展出的新业务形态，以实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在这样的宏观制度环境中，平台企业获取公共利益，这使得平台企业应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被弱化，从而更不利于平台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作用。
职业具有高脆弱性，加剧劳动权益受损
比较分析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北京市问卷调查数据和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后可以发现，外卖骑手职业群体与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商业从业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等传统职业相比，其职业脆弱性更高。本报告认为，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职业高脆弱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体现。
第一，外卖骑手的职业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他们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这给劳动权益的保护带来了困难。外卖骑手的职业技能门槛比较低，有相当一部分外卖骑手是从低端制造业或者低端服务业而来的。这些从业者自身的劳动技能水平不高，习惯于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和情感劳动。一部分从业者觉得外卖骑手职业适合当作生命周期里的过渡职业，他们不打算长久从事这个职业，所以能够忍受劳动困境和自我剥削。从问卷调查数据能够看出，“增加工资”是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向雇佣方提出的首要诉求，而劳动权益保护等其他方面就被忽视了。
第二，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劳动模式会使劳动过程中的风险大幅增加。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在时间方面可分为到店、取餐和送达这三个阶段，在空间方面涵盖等单地、商家所在地以及顾客所在地。平台算法系统全程辅助外卖骑手的劳动，为他们提供订单数据，监控他们的劳动操作，还为他们获得收益提供依据。由此可见，平台算法系统作为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实际操盘手”，对外卖骑手的剥削变得隐蔽，使得外卖骑手主动同意和被动接受劳动过程。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个体特征使得他们在劳动力供需市场上没有议价能力，话语权也很薄弱，只能完全接受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制定的规则。一方面，在配送时间有硬性要求的情况下，外卖骑手这个职业群体为了多接单、多送单，不得不采用逆行、闯红灯、超速换超时等方式，这加大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把用户评价当作薪酬奖励的主要来源，使得外卖骑手这个职业群体的心理负担加重了，他们为了讨好用户而忽略了自身的劳动安全。因此，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劳动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若没有工伤等保险，就可能会中断职业生涯。劳动过程的高风险性导致劳动状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该职业的高脆弱性。
第三，职业培训存在不足，难以达成高效的情感劳动。在新技术的大环境下，网约配送行业的劳动形态展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群体在进行情感劳动时，其完成的难度比传统服务业群体要大很多。如果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人力资本和职业素养无法满足工作的要求，那么就更容易引发各种冲突。然而，当前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培训周期较短，质量也较低。这不足以让他们有效地应对绝大部分工作场景，所以容易出现外卖骑手与商家之间的冲突、外卖骑手与顾客之间的冲突，甚至外卖骑手之间的冲突。在应对冲突方面，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除了部分外卖骑手经历过直接冲突外，大多数外卖骑手选择了息事宁人。许多外卖骑手遭遇并非自身原因造成的送餐超时、丢餐等事故时，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进行处理和维护自身权益，于是会选择主动承担损失（像自行赔偿顾客餐费那样），目的是避免因差评而遭受高额惩罚。可见，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劳动报酬受不可控因素影响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独自承受了不可控因素所带来的损失。他们大大分担了平台企业的运营风险。同时，也加深了因不可控因素而导致的职业高脆弱性。
社会保险参与有障碍，难以抵御社会风险
针对不参与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建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且，按照现行的制度安排来看，工薪劳动者参加保险的条件是以劳动关系为根基的。它不再对用人单位的性质进行区分，也不再对工薪劳动者的户籍进行区分。正因如此，也就不存在正式工与非正式工的区别了。在新业态的情形下，外卖骑手职业群体与平台企业签署了《网约工协议》，此协议从根本上明确了两者间仅存在用工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正因如此，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参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受到了限制。同时，城乡居民基本社会保险也无法对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劳动过程中的风险起到防范和抵御的作用，这就致使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在社会保险方面处于不利的状况。
此外，在户籍身份方面，有些发达地区存在参保户籍限制，这些地区通常也是城市服务业态多样且数字经济繁荣的地区。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如果没有落户资格且为农业户籍，通常只能参加户籍地的城乡居民基本社会保险。而城乡居民基本社会保险的待遇水平相较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要低。这也使得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社会保险水平进一步降低。
除此之外，新经济下平台企业的用工模式通常是单层次扁平结构的外包用工。它借助互联网技术的优势，把传统上由雇员去完成的工作任务，外包给与自己合作的众多个人，这些工作分别由个人直接完成。这种用工模式使得劳动关系发生了转移，同时也削弱和规避了平台企业的雇主责任，尤其是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责任。根据全国和北京市外卖骑手职业群体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知，在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情里，“完善社会保险政策”处于第 1 位。同时，当前的社会保险政策无法充分保障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
社会地位较低，未营造良好职业环境
全国和北京市外卖骑手职业群体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工作中遭遇职业歧视的外卖骑手占比相对较高。其中，“社会地位”这一项的工作满意度得分是最低的。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心理风险，进而导致一些不良社会事件的发生，比如向外卖餐盒吐口水、放置异物，以及与店员发生摩擦冲突等。这主要是因为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受到年龄、学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对于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认识不够清晰，自我认可度较低。同时，社会其他职业群体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尊重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可见，外卖骑手职业群体尚未树立起正确的职业观念。同时，社会大众对外卖骑手职业群体也缺乏客观的认知。这些情况将会对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本文出自《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22）》中的《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问题研究》，作者是杨晓昇、高翔、王瑨、王霏，且经过了删选。
来自：皮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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