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文学自觉什么意思-文学自觉是什么
北京日报 | 作者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 张旭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杂文在鲁迅文学中居于首要地位；鲁迅的杂文既是鲁迅文学的主体部分，又是其风格的实质体现、审美方面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作者文学天赋与创造性的最终所在之处。杂文是想象中的“纯文学”中鲁迅的“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鲁迅文学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例外和紧急状态里，在“纯文学”的缺位与空洞中，于写作和“文章”的边缘及极端强度上，完成了其文学本体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论证，包括存在论的、政治本体论的和诗学的；鲁迅文学的核心与最高成就是鲁迅杂文。鲁迅创作的首要样式是杂文，这也是基本样式，最能展示其创造力、丰富性和文学史意义。鲁迅首先通过短篇小说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奠定了自己最初的文坛地位和社会影响。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鲁迅文学，却是在以杂文为强度高点和终极风格特征的“混合文体”中得以“再生”，进而完形其文学自我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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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界定鲁迅文学内涵与外延最大值
鲁迅的短篇小说、散文诗以及“美文”意义上的散文创作，给读者留下了难忘且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杂文创作在“量”和“质”这两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且压倒性的作用，它界定了鲁迅文学内涵与外延的最大值，也界定了作为“写作”和“有意味的形式”，以及作为“存在的政治”和“存在的诗”的鲁迅文学本身。从鲁迅文学形式风格的内部强度、灵活性以及复杂性方面来看，杂文是鲁迅文学的主要创作样式之一。同时，从这种形式风格所触及、涵盖、表现以及记录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角度来讲，杂文也是鲁迅文学的主要传播、接受样式。离开杂文去讨论鲁迅文学，若因杂文的“杂”而将其放置在远离“纯文学”的次要位置、边缘位置或“未定”位置上进行处理，那么就无法得出关于鲁迅文学一般性质和根本特征的合格结论。反之，由于它的“杂”，却能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将鲁迅杂文直接放到历史、政治、思想、道德或者社会 - 政治行动的范畴中去考察，这同样是简单化且不负责任的。因为这样做回避了对鲁迅文学这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和媒介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对鲁迅意义的终极解释权。
《野草》和《朝花夕拾》对小说（《呐喊》和《彷徨》）起到了补充和注释的作用，同时对杂文也有这样的作用。它们自身属于广义的杂文范畴。作为小说与杂文之间的中介和过渡，它们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到鲁迅小说的杂文因素，也就是它们作为“不自觉的杂文”的根本特征。所谓“不自觉”，其一在于《呐喊》具有启蒙使命，而此使命在《彷徨》中已大幅减退；其二在于“新文学”初期存在小说执念或“纯文学”建设的使命感，即白话文学必须创造出自身的高级艺术形式和风格。相较于杂文的自我意识，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呈现出“无我”的状态，是外向或外在化的。在艺术或技术层面，它们表征着鲁迅在用杂文的感受力与表现力来经营人工的虚构和叙事结构，以此摹仿和表现现实，或者构建象征和寓意整体。经过“杂文的自觉”以及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后，鲁迅文学在语言、形式、风格、作者意识以及针砭时弊等方面都回归到了自身，回到了自己原本的状态。这个“自己”不单指作者个人，它还是中国新文学在诞生以及初发轫之时所具有的“源流”意识，同时也是世界文学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杂文体现着新文学与中国古文传统有着最深且最内在的联系，同时也体现着它与世界文学有着最广泛且最内在的联系；而在这两组联系与决定之间，存在着深刻且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第三层关系同样在杂文中得到了最好的处理，进而成为鲁迅文学风格内部的构成性因素。
杂文的“杂”规定了鲁迅文学的本质
鲁迅文学的主体题以及主要形态为杂文。在“宏观”的文体等层面，还有在“微观”的文字等基本单位层面，鲁迅文学的基本面与主要载体均是杂文。杂文写作在数量上占据鲁迅文学的很大部分。所以可以把它视为鲁迅最为擅长的文体和写作手法，就像李长之所讲的，这是鲁迅作为作家的真正的天才体现。而且更进一步来说，杂文在文学本体论意义上应该被当作鲁迅文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法则和方法。鲁迅的创作在一定程度或某种意义上皆为杂文。他的小说、散文诗、回忆 - 自叙性散文，乃至诗作，都“夹杂”着杂文的相关要素，如动机、趣味、瞬间等，并且闪烁着杂文的智慧、文笔以及兴致和意趣。所以，这些作品作为混合文体的样本，在其形式和审美构造的内在编码方面带有杂文的基因，也显示着杂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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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的“杂”体现了鲁迅文学的本质。它与流俗意义上的“纯文学”不同，也不同于“闲适”“优美”的文学。它还与建制化文学，如“鸿篇巨制”“艺术宫殿”“象牙塔”“诺贝尔奖”等针锋相对，是“文学的文学”。鲁迅文学的形式与审美极点在鲁迅杂文中得以体现。其审美政治意义在于：倘若文学的“纯”指的是让文学达到内部语言、结构以及表意链的密度、强度、形式紧张和外延冲击力，确保其形式的自律性以及作者意识的全神贯注的纯粹性，那么文学就必须“杂”。鲁迅笔下，杂文孕育了鲁迅文学特有的强度等诸多特质。杂文保持着鲁迅文学特有的强度等诸多特质。杂文发展了鲁迅文学特有的强度等诸多特质。鲁迅文学特有的强度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强度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强度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创造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创造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创造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丰富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丰富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丰富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灵活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灵活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灵活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颠覆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颠覆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颠覆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风格化个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风格化个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风格化个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情感情绪的独特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情感情绪的独特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情感情绪的独特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表意结构的复杂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表意结构的复杂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表意结构的复杂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鲁迅文学特有的道德讽喻和历史寓言的深度和尖锐性在杂文中得以孕育。鲁迅文学特有的道德讽喻和历史寓言的深度和尖锐性在杂文中得以保持。鲁迅文学特有的道德讽喻和历史寓言的深度和尖锐性在杂文中得以发展。如果人们在常规意义上，也就是依据流行的阅读习惯，不经反思地将文学本体论范畴的中心地带设想为诗歌、小说、戏剧、美文等“主要”的文体和样式，那么鲁迅杂文就是一种自觉的“次要”文体。它远离受习俗和体制保护的、安全的“文学中心地带”。它与这个常规化的中心（包括虚构、情节排布、人物塑造、抒情、戏剧性等）保持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紧张的、令人兴奋或焦虑的。它甚至不惜在文学性边界的内外两侧游荡。它将这种张力扩大到崩断的边缘。它以此建立起一种特殊文体，这种文体更强悍、更有韧性，更能够吸收和消化黑暗、粗粝、压迫的时代性社会内容和存在情绪。鲁迅杂文被视为“最小限度的写作”或“写作的零度”。它不仅为自身的文学创作确定了一种文学生产方式，还树立了艺术自信和美学标准。同时，它也给整个中国新文学前两个十年以及之后的历史带来了一种写作伦理与道德勇气，带来了那种最为珍贵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能让文学在最不利于其生长和发展的环境中依然能够作为文学而存在、挣扎、战斗，从而生生不息。
既在文学之内，又在文学之外
杂文文体和风格具有本体论意义与价值。一方面，它证明了自身具备应对危机、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里所表现出的挣扎、搏斗、漂泊状态；同时也体现在杂芜、敌意的环境中，在不断的碰撞、挤压和攻防转换中所具备的表达和造型能力。另一方面，它还证明了自身具备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时空中命名事物、辨析真伪、组织经验和再现现实的叙事能力，而这种能力在鲁迅写作生涯最后的“上海十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杂文于是成为一种“关于写作的写作”。在这样的劳作过程中，杂文在客观上处于“既属于文学范畴之内，又处于文学范畴之外”的状态，与常规的“文学”体制维持着一种类似剧场与观演之间的那种反思性、批判性关系。从构成写作的“自我意识”这一角度来看，杂文属于文学的“哲学”；从写作实践、行动、操练、戏仿以及寓意表达（包含风格怀旧）等角度而言，杂文又是鲁迅哲学或者“思想”的文学，具体表现为文字化、游戏化、风格的自我形象化、情调和情绪化、个性和个人化等，并且会沉入一种存在的、诗的状态。
作者是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并且还是国际批评理论中心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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