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书法艺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什么是书法呢？如果抱着实用的目的，那么可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历史经验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对直接的书法实践造成妨碍。从理论价值方面来看，它也从未帮助解决过书法方面的任何困惑。所以，至少对于学习写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问题。书法历史的主流意识大多未关注过何为书法。然而，历史见证了笔与汉字在书法范畴内的永恒，从开始就用笔写字，一直到现在也在用笔写字。正因如此，上节文字让我们得出了书法即是笔写汉字这样一个结论。这样就可以省却一大堆的麻烦。
首先，我们将书法称作书法，而非“毛笔书法”。在长达三千年的书法历史进程中，毛笔首先展现了自身的特性，并且吸纳了刀刻等工艺手段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甚至可以说，仅仅一支笔就汲取了汉字生产过程及手段中几乎所有的优势，以至于任何一种“新”的过程和手段都以笔的痕迹作为目标。毛笔遇到钢笔时，钢笔借鉴了毛笔，毛笔也再次坚持了自身。因此，书法依然是书法，无需称作毛笔书法。这并非不认可钢笔书写的艺术性，而是钢笔书写只是一种方式，它并未动摇原有的格局来构建全新的体系。例如，原有的布局、结构以及笔画审美依旧有效，甚至钢笔凭借其坚硬的特质也学会了毛笔的一波三折。所以，能够产生一种新的钢笔书法，然而不需要把具有明确意义的书法改称为毛笔书法。就如同自从出现了机器人之后，人依然被称作人，而不会改称为“活人”“生命人”等。毛笔的美是所有书写工具都共同敬仰的，无需特意强调。
第二，我们将书法称作书法，而非“汉字书法”。这并非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字书写有所轻视，而是历经了几千年的习惯使然，既难以更改，也没有更改的道理。书法一直是在汉字的范畴内自我演进发展的，不存在对其他文字不尊重的情况，不能因为其他文字对书法进行了模仿或借鉴，就要求书法改名换姓。当然，真正的书法不会在意其他文字对它的模仿借鉴，这是徒弟该做的事，而非师父的事。前些年，某个国家有人声称汉字是他们的祖先创造的，很多人对此感到非常气愤。我觉得没必要去在意这些，文化并不害怕被抢夺，甚至，就算是野蛮地抢夺，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认同，更何况，再荣耀的祖先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关键在于现在谁能做得更好。这些年可能会抛出各种新鲜的说法，我们要牢记“处变不惊”这一古训。倘若有一天有人宣称筷子是他的祖宗发明的，我们依然照常吃饭。
《王铎楷书王维诗卷》 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第三，我们将书法称作书法，而非“中国书法”。这并非是对外国人书写艺术性的不尊重，而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本国的技艺。至于别国文字书写的好坏，这些字迹的性质由外国人来评判。当我们提及“中国书法”时，会带有强调的意味。一旦强调了“中国书法”，就意味着认可它只是书法的一部分，即便这部分占绝大部分。或者说，这暗示着存在某些外国的书法。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将外文字迹也视为书法，要么是否认它。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在干涉外文的书写，不如顺其自然。我们的书法，即便不说它是中国的，只要外国人学习了书法，由于他书写着汉字，那依然是书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书法。日本人学习书法后取名书道，对此我们既感到无比自豪，也由衷地向他们表示祝贺。前些年，我的家人住进了医院，我拿着一只里红外黑的漆碗前往一家饭馆给家人买饭，店家很内行地说那是日本碗，并夸赞我很时尚。我没有出过国，对这个东方邻居了解得不多。不过，我对本国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还略知一些。因此，我只是拿着自己的饭碗，既没有那种与国际接轨后的时髦感觉，也没有拿错别人东西的忐忑心情。就如同我们拿出自己的钱包，别人说和他的钱包一样，我们丝毫不必紧张。书法并不拒绝在海外流传。然而，书法属于中国，这是一个常识，无需特意强调。美国人将他们的许多机构仅仅称作“国家某某”，而不说“美国国家”；日本也极少把相扑称作“日本相扑”。这并非是他们不热爱自己的国家，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书法还能否仅仅只是书法？是否要构建层层的概念壁垒来自我防护？我认为不需要。书法这个大家庭中有很多客人，我们难以分辨他们是谁，是前来朝圣的人、挖掘坟墓的人，还是偶尔来参观的人。那么，我们干脆不去分辨，而是展现出一些像拥有自家天下般的豪迈，拿出三千年来一贯的沉着，不管对方是谁，只知道自己是自己。
《王献之行书东山松帖页》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这些年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类似问题的困扰，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圆满的答案。这并非是回答者缺乏智慧，而是提问者的智慧有些过度了。不能说这个问题是基本的，更不能说它是简单的。如果一个问题不会影响书法造诣的深浅，那就不能称之为基本；而如果一个问题简单到一定程度，那么它就会比世界难题还要难以说清楚。因为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答案。三千年的书法史未经努力推敲何为书法便直接辉煌了三千年。因为何为书法这个问题极为复杂，看似一眼便明，实则难以言尽。学书法者无需知晓其答案，不学书法者也不会关心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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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书法并非一个历史问题，我们不清楚从何时起开始为这个问题费神。我们有时甚至会遭遇与此类似，但更为“深刻”的质问。记得在上学期间，几位同学聆听老师的教诲，其中一人突然满脸担忧地向老师发问：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是书法的本质呢？此问一出，我当时就暗自感到苦恼，果然老师十分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是书法的本质？是石头还是西瓜？我仅知晓一些现象，未曾思考过那么深奥的问题……或许当时在现场的那几个人大多已经忘却了这件事，想来后来谁也没有继续思索过那天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发问者。十几年已然过去，当年的学生如今总归有了一些成绩，包括当年提出问题的那一位，然而究竟谁弄明白了书法的本质是什么呢？
看来，老一代人不会像我等这样自寻烦恼。从那天开始，我意识到书法史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有过丝毫的徘徊。
为什么要学习书法
古代读书人必然要学习书法。他们会讨论书法是大事还是小事，以此来决定要学到何种程度，以及怎样去学习，却不会讨论学不学书法的问题。
书法到底是大事还是小事呢？在书法与写字紧密相连的那个时代，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而言，书法肯定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争论书法是大事还是小事，其前提实际上也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
汉代有位班超，他是《汉书》作者班固的弟弟。班固被召至洛阳任校书郎，班超与母亲一同前往洛阳。由于家境贫穷，他们靠抄书卖钱维持生活。此时，他感慨道，大丈夫应当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在边塞建立功勋，争取封侯，怎能长期从事写字这种工作呢？他的这一言论在书法史上颇具名气，成为那些不重视写字的人用以自我安慰的“经典”。
班超所崇拜的两人中，张骞名气极大，这无需多言。那位傅介子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身为军官，在西域的楼兰国与两位壮士一同刺杀了楼兰王安归，之后被封为义阳侯。班超认为做人就该像这样，然而他远没有傅介子那般幸运。他在鄯善斩杀了匈奴派往鄯善的使者，破坏了对方的同盟，还在在于阗斩杀了于阗王的巫师，迫使于阗投降。立功了，可他却被皇上降旨留在西域继续工作。他在西域待了三十一年，立下了无数功劳。最后无论怎样都一定要调回来，幸亏他的妹妹班昭上书为他求情，他这才回到洛阳，被封为射声校尉。然而，他只当了一个月的射声校尉就病死了。班超曾说大男人不能老是写字，我们不能听从他的这种说法。他和傅介子所做的事情不是常人能够胜任的，我们羡慕他们但却无法学习他们。而且，写字不见得就会妨碍建立功业。西晋有草书家索靖，唐代有书法家裴行俭，他们都是能够打仗和写字同时兼顾的人。投笔从戎好像是班超这类人的理想，但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做。
褚遂良通过反其道而行之获得了功名。起初他在割据陇右的薛举手下任职，担任通事舍人，未曾有什么建树。李世民亲自率领唐军灭掉了薛举，于是褚遂良便投降了唐朝。他的父亲褚亮是当时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朋友，欧阳询非常看重擅长书法的褚遂良。之后褚遂良又因魏徵的举荐，逐步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李世民临终之时，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一同被任命为顾命大臣，这在古代乃是人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唐玄奘从西天取经归来后，在长安的慈恩寺进行译经讲法。李世民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李治撰写了《圣教记》。皇上和太子的文章都由褚遂良书写并刊刻于石碑之上，这样的事情着实让褚遂良觉得十分体面。所以褚遂良的书法能够对他的政治成就起到帮助作用。倘若没有书法这一因素，他在政治方面或许会显得平淡许多。扬雄讲“诗赋是小技艺，有志向的人不会去做”，汉代的大书法家蔡邕在他的上封事第五事中也说“书画辞赋，是才能中较小的方面”，然而他们恰恰都是因为这些被认为是小事的方面而获得名声。过河拆桥和口是心非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要知道，小的事物有小的用处，大的事物有大的用处，就像不龟手药一样，“有的可以用来封官，有的却只能用来在水中漂洗丝絮”。像书法这样的小道，有时候能够消融政治的森严与压抑，缓和矛盾，平息事端。在那些严肃的政治场合，因为书法而消除罪过、泯除仇恨、缓和关系这样的风雅之事是很常见的。
《大唐三藏圣教序》
东汉灵帝喜爱书法。当时有一批擅长隶书的人，师宜官在其中写得最为出色。梁鹄师从师宜官。曹操极为看重梁鹄，认为他的字胜过师宜官。梁鹄很有心思谋略，曾给喜好饮酒的师宜官买酒，趁师宜官酒醉时窃取他的字。之后，梁鹄凭借字写得好当上了吏部尚书。这个时候，曹操有谋个洛阳县令的想法，此事处于梁鹄的职掌范围之内。然而，曹操并未达成心愿，梁鹄让他担任了北部尉。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说法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似乎是由于有他人推荐曹操担任北部尉，而后梁鹄予以批准。梁鹄只是按照公事公办的原则行事，并没有特意压制曹操的意图，同时也没有给予他格外的提拔。汉末梁鹄投奔刘表，然而曹操攻破了刘表的荆州，于是曹操到处寻找梁鹄。梁鹄以为曹操会算旧账，便吓得赶紧前去自首。没想到曹操不但没有生气，还封他为官，让他到处题字，并且把他的字挂在帐中。梁鹄成为曹操最为善待的一位书法家。
四百年后，刘洎在隋朝末年携带着五十座城池的丰厚礼物归降了唐朝。贞观十七年，他被加封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刘洎的为人较为随意，敢于直言。有一次在玄武门，三品以上官员举办宴会，当时擅长飞白书的李世民书写了飞白字并赐给群臣。众人都从皇上手中争抢，刘洎一着急，便失去了常态，登上御床拉住皇上的手，从而得到了御笔。许多人称刘洎有登御床之罪，应被法办，然而李世民笑着言道：“昔日曾听闻婕妤辞辇之事，如今却见到常侍登上御床。”他不但未对刘洎治罪，之后还为其加官侍中。暂且不论皇帝的身份，李世民乃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楷书未曾得见，但想来不会差，而他的行书则胜过当时以书法闻名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正因如此，前人称在书法方面这些书法家需对李世民北面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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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擅长草书。李世民既擅长行书又擅长草书，尤其喜爱王羲之，不仅在行为上践行，而且在内心和手法上都去追随模仿。帝王将相的书法修养使得他们在应对政治问题时偶尔能够非常超脱，充满诗意。在这样的情形下，书法的感染力超越了森严的皇权以及狭隘的恩怨，给人留下深刻的感受。
书法并非仅为政治服务的润滑剂，它有自身的社会功用。《周易·系辞》中提到：上古时期人们通过结绳来治理事务，后世的圣人用书契来替代结绳，百官依靠书契来治理政务，万民通过书契来明察事理。《说文解字叙》等文献继承了这一观念，并对书契的社会功能给予了充分赞扬。这种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唐人张瓘时，他说：“阐扬典籍的重大意义，成就国家的盛大事业，没有比书法更接近的了。”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说，社会性的事情都不是小事情，担当着一定社会功能的写字自然属于大事情。所以古代人只要具备条件和机会，就一定会学习书法。他们学习书法时不会考虑理由，并非没有理由，而是理由极为充足，根本无需商量，于是直接就开始学习了。
《邓石如隶书新洲诗轴》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宋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要求写整齐美观的折子。写字在保留原有社会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对个人的价值。即便有些文化人不参加科考，写字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甚至借此来寄托情怀，展现风流。书法成为了文人的雅兴。然而，以陶冶情操、寄托情怀为目的而学习书法的人在古代始终不是主流，有时还会被视为不务正业。所以，汉末赵壹在《非草书》中指责当时那些对草书极为狂热的人，称他们“俯身去摸虱子，都没有闲暇去看天空”。明朝的万历皇帝在少年时期就登基了，宰辅张居正一方面教导他练习写字，不久之后又告诫他应当以天下为念，不能沉迷于书法。在古代社会，一方面，国家会制定政策来激励读书写字，甚至偶尔还会以书取士；帝王和名臣也喜爱书法，这助长了习字之风。另一方面，又将书法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彻底打压或者一味奖励，都可能会毁坏书法，而正是这种双向作用，将书法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这种双向作用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书法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比如，晋朝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晋武帝曾颁布一道诏书，其内容为：“碑表只是彰显个人之美，会助长虚伪之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一律禁止断绝。”由此可见，真正被禁止的仅仅是虚夸的风气。所以，尽管晋代碑刻较为少见，但刊石立碑的事情仍时常在记载中出现。镇南大将军、太傅羊祜去世后，襄阳百姓在他平日游玩休息的岘山“建碑立庙，每年按时进行祭祀”。羊祜临终时举荐了杜预，杜预为西晋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并且为自己立了两块碑，一块在岘山之上，另一块在万山之下。在东晋时期，长沙公陶侃去世后，他曾经的属下在他常年驻守的武昌城西边立碑画像，以此来表示纪念。因此，碑禁仅仅是禁止碑的过度泛滥。
今天，书法所承担的政治和社会功用已基本卸除。社会的正常发展当然离不开汉字，但几乎用不上传统的书写方式。所以，在更早的时候，当电子技术迅速来临之际，嗅觉灵敏的人们开始担忧，为汉字的未来担忧。书法界当然也曾经惶恐不安，要是有一天真的没有了汉字，那书法该往何处去呢？这并非危言耸听，曾有一段时间，书法未来的走向确实是个问题。然而，书法以及汉字都没有如人们最初所设想的那般命运不济。人们惊魂甫定，便察觉到书法热开始悄然兴起，逐渐发展到人们相互之间都能看到，最终成为当代十分显著的艺术门类。说它显赫，是因为在当代，书法牵动了一个涵盖众多阶层的人群范畴。三教九流都有所涉及，其中有官员，有富豪，有名流，有教授，还有专业人士，甚至还诞生了一批以书法为职业的人。
《何绍基楷书八言联》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成功人士功成名就后迷恋书法，这是社会资源对书法的回馈。书法影响社会的广度很广，渗透社会的深度很深。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其他艺术门类能与书法相比。仕途显赫的高官和各界名流为何对书法念念不忘？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完美。出现这样的热点，前些年是难以想象的。书法渐渐远离日常社会生活时，人们先是对其产生厌弃之情，接着陷入怅然若失的状态，很快便猛然回头，继而发现自己与书法早已紧密相连、难以割舍。不是某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而是整个社会不满足于现有的现代化成就，在享受了物质的满足之后，更渴望精神上的愉悦与舒畅。中国人喜爱书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能把忙碌的官员或社会名流对书法的热衷视为附庸风雅。他们同样需要陶冶情操，这种对书法的热衷比吃喝玩乐要好很多。
本文选自《书法没有秘密》这本书，该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 2018 年 3 月出版。澎湃新闻获得了授权并对其进行了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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