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紧盯带货主播：从辛巴燕窝到李佳琦罗永浩的打假内幕
文/李丹熟悉《广告法》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熟悉“新消法”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熟悉《食品安全法》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熟悉《产品质量法》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熟悉《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熟悉《行政处罚法》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熟悉民事起诉范文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
此前，王海打假辛巴燕窝这件事让“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被大众所知晓。王海表示，打假辛巴只是当作一种消遣行为，他会持续密切关注带货主播。紧接着，李佳琦和罗永浩先后遭遇类似情况。
普通大众觉得职业打假人稍显“遥远”。然而，店家和公检法工作人员对这个群体却并不陌生。
拼多多店家林方鹏在一年多前曾与他们有过接触。在被“索要”一万多块钱之后，对方表示要“息事宁人”，林方鹏称自己当时有着“依据收货地址前去教训他们”的冲动。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胡婷入职仅 3 个月，就处理了两起疑似是“职业打假人举报”的案件，她形容这群人“法律知识极为丰富”。
今年 3·15 前夕，中消协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消协组织一同发布了《全国部分消协组织 2020 年比较试验汇总分析》。这份报告表明，在 1191 件采样商品里，线上产品不达标的比率为 38.7%。针对此情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起草人何山把它归结为“网络商品的销售地域较为广泛，而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比较高”。
那么，职业打假人会是打击制假售假问题的“答案”吗？
法律“武器”
林方鹏在华强北从事打工工作，售卖华强北版的物品。由于线下的生意状况不佳，他便在拼多多平台上开设了一个网店。刚刚达到月销量突破一百的成绩，就有职业打假人找上了门。
对方询问：“这是仿制的吗？送给公司员工会被发现是盗版吗？音质、外形和真货有什么区别？”林方鹏如实进行了回答，称是 1:1 仿制的，并且有很多检测方法能够查到。介绍完毕后，对方购买了十一副，花费一千八百元。
三天之后，麻烦降临了。对方首先拿出假货鉴定报告、与林方鹏的聊天记录以及耳机照片，向平台申请“假一赔十”，其理由是“商家知假售假”。接着，在等待平台裁定的这段时间里，对方给林方鹏打了电话，宣称“要么给予十倍赔偿，要么就等着警察前来抓捕”。
2019 年年底的时候，华强北正在进行“打假”行动。听闻“抓进去不少人”，林方鹏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妥协。因为他的老婆刚刚怀孕，总不能因为与对方“硬刚”而导致家里没人照顾。于是，他添加了对方的微信，转账一万三千元，对方随即撤销了平台申诉。
你知道他们“敲诈”完之后的行为吗？让林方鹏感到无语且可笑的是，对方居然教他怎样去更改商品信息，怎样去应对后续的买家咨询，目的是让他避免“再次被其他职业打假人盯上”。然而，林方鹏并没有进行修改，而是直接注销了店铺。在气头上的时候，他甚至有过按照收货单上的地址“砍过去”的想法。
2020 年底，王海打假辛巴燕窝这一事件使得“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再度进入大众的视野。在百度百科的介绍中，他们是通过法律途径，主动去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对市场消费环境起到净化作用的一群人。然而，在像林方鹏这样的商家看来，他们更多的是在利用法律武器来谋求个人的私利。
2017 年，徐涛开设了一家网店，主要售卖食品。出于宣传的需要，他在某一款产品的介绍信息中写下了“高端精英人群必备”这样的字样。接着，职业打假人向工商部门对他进行了投诉，称“高端”这两个字属于违规的极限词，违反了新的《广告法》。
徐涛按照办案人员的建议，主动去找投诉人进行协商，期望对方撤诉。然而，对方却说“1000 元，不还价”。徐涛觉得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于是表示不再协商，宁愿接受工商处罚也不协商。随后，在证据和人情关系的双重作用下，该投诉因“事实依据不充分”而被驳回。
很多店家觉得麻烦，通常会同意私下进行协商。林静在电商平台开了一家美妆店，由于她拒绝协商，所以被起诉到了法院。在中国法律文书公文网上，“撤诉”通常意味着店家做出了让步。林静没有选择妥协，当打假人投诉她的进口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时，她主动提供了商品的具体信息、进货渠道、发货渠道以及与打假人的聊天记录等资料来进行应诉。
吃货、赔偿
提起“职业打假人”五个字，总伴随着某种光环。
图源：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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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搜索关键词“打假”，相关群的数量有上百个。这些群的门类很细化，包括“淘宝打假交流”群、“拼多多京东打假群”等平台群，还有“食品药品职业打假”群、“知识产权打假营”等业务群。群的人数各不相同，从几十人到上千人都有。
笔者在一个打假群待了一个月，想要去了解所谓“月入十万”以及“百万”的奥秘。
群主“大佬”每天会发布商品链接，这些商品链接涵盖的门类有衣裤、手表、食品等不同品类。其中有一种最基础的打法叫做“玩违约金”，也就是利用平台“延时发货赔付”的规定，去索要“下单金额的 10%，最高不超过 100 元”的赔偿。
直接下单，购买金额达到 1000 元。两天之后去投诉卖家没有按时发货。群主冯立告知笔者，他所找的链接都是“死店铺”。店主不要店铺了，然而押金仍在平台那里，平台也无法关闭店铺。按照规定，消费者下单后，商家必须在 48 小时内发货。若商家未按时发货，买家可以申请赔偿。即便商家已经发货了也不用怕，直接拒收就可以了。
图源：某打假群
较为“高深”的一种打法称作“吃货”，意思是收到货物之后仅仅申请退款，而不进行退货。与之类似的说法有“上车”，也就是跟着有经验的人一同去打假；还有“车票”，指的是缴纳一定的费用当作学费等。
群成员为了锁定适合“吃货”的店铺而各显神通。有的花钱买软件来搜链接；有的彼此之间进行链接互换；还有人进行人工手动过滤。他们认为假货店一般从价格上就能看出来，像新店、人气不高的店，或者无法提供货源证明的店铺都属于这类。
林晓刚入群时是个“吃货”，他按照指点在一家店铺买了一件单价 118 元的卫衣。收到货后，他申请“仅退款”，还上传了 5 张照片当作“假货凭证”，其中 1 张是卫衣的整体照，另外 4 张是衣服的细节照，像开线、走针不齐等情况。在一个小时内，商家直接给林晓退款了，期间没有任何交涉。
店家本身售卖假货，所以自己理亏，这是群主一直以来的看法。被“吃掉”的货，一部分被占为己有，另一部分则流向了像咸鱼这样的二手交易平台。
纯“吃货”与打赔偿不同，打赔偿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正因如此，打赔偿的一派常常看不起“吃货”的一派。李泽身为一名职业打假人，并且还为被打假的店铺提供咨询服务。他介绍说，打赔偿需先了解不同商品所对应的法律条文。同时，还得清楚不同阶段的做法，像要知道什么时候与卖家进行协商，协商被拒绝后该如何向工商局、食药局进行投诉，在“执法不严”的情形下怎样走法律程序，以及如何撰写民事起诉书等等。
笔者以“想入行的小白”的身份向一位群主询问“如何打赔偿”，群主告知需要缴纳 880 元学费。群主说授课内容包含平台规则、消费者权益以及食药法等各个方面，还保证能“很快上手”。群主表示：“你想想，《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假货要按三倍赔偿，即使不满 500 元也会赔偿 500 元。你做一次，学费基本上就能够赚回来了。”群主试图消除笔者的犹豫，极力进行劝说。
群主介绍说，他现在正在带的“徒弟”当中，有 5 到 6 个是高中生，有 4 到 5 个是大学生，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在工作之余赚取外快的。群主还说，他教出来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外出带团队了。群主试图再次彰显自己的“专业性”。
对抗与异化
与职业打假相对应，反打假也一直在路上。
新《广告法》施行后，京东指导了各区域去建立打假黑名单数据库。京东还罗列出了职业打假人的判定条件，像“收货人联系电话和投诉人电话不一样”，“购买数量超出了正常使用的范围”，“在不提及产品问题的情况下只谈论赔偿”等等。
反恶联盟曾推出一款插件，此插件专为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店家提供服务，店家能够通过输入姓名、支付宝账号、手机号、收货地址等信息来识别职业打假人。一个名为“去举报网”的网站也提供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恶意退款等，以供商家参考。
图源：知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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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面对这样的情况，面对商家的那种警觉，甚至是形成了联盟，职业打假人依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冯立告知笔者，使用“吃货”大概 2 至 3 次后，淘宝账号会被封禁。不过这没关系，只需花费 135 元就能重新购买一个账号。新账号的淘气值在 450 以上，依然是钻号。而在打假群里，有人表明，“‘吃货’会被封号，这是它应得的。倘若是正常进行打假而被封号，是可以起诉平台的，因为‘打假是国家政策所支持的’”。
在职业打假与反职业打假的拉锯战背后，商品制假售假的问题一直没有被彻底根除。李泽告诉笔者，当卖家知道自己被（职业打假人）盯上之后，是可以更换一个主体然后重新开店的。
更有甚者，职业打假人以“正常消费者”的身份在积极维权。然而，普通消费者却被戴上了职业打假人的帽子，还被冠以“胡搅蛮缠”的名号。
2 月中旬，田甜在超市买到了过期食品。第二天她发现后前往工商局进行了投诉。接着，工商执法人员让她去证明“过期食品确实是从该超市购买的，不存在调包行为”。她心想：“难道每次我购物的时候，都必须全程拍摄，才能证明东西是从超市里买的吗？购物小票难道就证明不了吗？”田甜事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很气愤，她称这是第一次打 12315 来维权，并且她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方婷在网上购买了一些开心果，之后吃出了蛆。接着，她给商家打去电话，然而商家却称她在胡搅蛮缠，还说她是职业打假人，态度极为不好，并且表示“这种买到假货的事情真的维权太难了”。
我们需要职业打假人吗？
“打假向来与正义没有关联，仅仅是一个赚钱的途径”、“在法律所允许的范畴内，你需要毫无羞耻地去赚钱”：这两句是笔者在打假群中所看到的话语。
“正义”是否可以用来挣钱呢？我国是否需要职业打假人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熊丙万告知笔者，在 20 多年前，也就是“王海打假案”发生于 1995 年的时候，当王海首次以“打假人”的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之际，社会舆论主要呈现出正面的态势。接着，打假索赔逐渐朝着职业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而舆论也开始出现了分化的情况。
支持者认为，这股“民间执法力量”能够弥补消费者个体在维权方面动力不足的问题，也能弥补工商行政执法力有所不及的情况。而反对者觉得，这群人的最初想法并非是维护公共利益，并且在异化的过程中会致使行政执法的成本变得过高。
争议背后，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靠近社会实际，去对职业打假行为发生的背景、现实影响以及制度方案进行系统的认知。在熊丙万的观点里，职业打假是消费市场秩序失调以及社会治理机制失效的一个缩影，相关的法律制度应当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
在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效羽的观点中，职业打假所导致的实际社会危害主要是因为“立法立规环节存在缺陷”。
打假人追求最大利益，他们一根筋地挖掘所有违法行为。同时，他们进行“选择性执法”，这使得对广大生产经营者的保护作用丧失了，导致广大生产经营者苦不堪言。
学界对于职业打假人的身份认定问题存在争议。然而，在司法层面，改变正在逐步显现。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该规定中，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食品、药品领域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某答复意见里表示，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其他情形下，逐步对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进行限制。借助司法解释等形式，在合适的时候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借助指导性案例等形式，在恰当的时候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今年 315 前夕，有媒体对 2019 年至 2021 年间的 100 份裁判文书进行了梳理。在这些文书中，有 32 份是支持职业打假人的赔偿请求的。同时，有 66 份驳回了相关的诉讼请求。另外，在 2 份裁判文书里，涉案的职业打假人因为敲诈勒索而被判处了刑罚。
回到现实。一方面，法律界针对职业打假人展开探讨，并且在司法层面予以实践。另一方面，在一个拥有 400 多人在线的打假群中，群成员依然在虚心地寻求帮助，诸如“微信朋友圈的店家能否进行打假？”“拼多多营业执照无法打开该怎么办？”“有没有相关链接？”等等。
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林方鹏、胡婷、徐涛、林静、冯立、林晓、李泽、田甜、方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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