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法治之路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都早早起床，很晚才休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来回穿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每个人的饮食、穿着、居住以及出行都密切相关。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出现的新的行业形态而诞生的，被人们誉为城市能够正常运行的“像毛细血管一样细微却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就是新就业群体。今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还就这一情况联合了部分代表，递交了“关于修订劳动合同法的议案”。
上海是我国平台经济的重要引领者。近些年来，以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在不断壮大。他们不但为城市的高效运转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成为了“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踏入上海的街头巷尾，还走进了快递站以及网约车司机驿站等地方，深入地去了解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同时也了解了上海在破解难题以及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方面的探索实践。
算法束缚
去年上海放宽了网约车驾驶员的户籍限制。之后，王师傅从陕西来到了上海。他考取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简称“人证”）。接着，他在租车公司租赁了一辆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简称“车证”）的营运车。随后，他开始了“沪漂”之旅。
现在每天要开 13 到 14 个小时的车。每月交完车辆租金后，到手的钱只有七八千元。王师傅掰着手指给记者讲述着，他刚来的时候觉得收入还可以，只要自己再努力些，收入就会有所增加。然而事实上，到了一定的水平后就涨不上去了。
我们需要自己承担保险，一年需缴纳两万多元。公司推荐了“众筹保险”，其价格比普通保险便宜一半多。然而，一旦发生事故，很难成功获得理赔……他说道。
早上 7 点，在徐汇区美罗城外。外卖骑手们纷纷拿着包装好的早餐走出。这已成为日常景象。天空飘着细雨，但他们毫不在意。29 岁的他是一名海归留学生。半年前，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外卖小哥”。他笑着说，自己就是电影《逆行人生》中男主角的现实版。
小杨最先注册的是众包骑手，且没有加盟。因为抢单速度慢，对地理情况也不熟悉，所以一天的收入仅仅只有 30 元。之后他无奈之下只能加盟站点，成为了专送骑手。在接受培训之后，他的收入才开始有所提升。他坦诚地说：“按照单量计费的话，确实是多劳就能多得。然而，我和许多同行都清楚，我们的收入其实还是和算法存在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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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借助算法来控制站点的配送量，并且规定人效不能超过 35 单，这里的人效指的是站点总单量除以骑手数。一名某外卖平台的加盟站站长向记者进行了介绍，以专送骑手每单的价格在 5 元到 7 元之间，人均每天能够跑 35 单为例子来进行计算，即便全勤并且跑满 30 天，再加上各种奖励费用，一个月实际到手的收入仅仅只有七千多元。
有些专送骑手在对路况熟悉且掌握内在窍门之后，会转而成为众包骑手。每单的收入虽然只有 3 元到 4 元，但是单量没有限制，抢到的也大多是不用爬楼的近单。这名站长表示，然而算法就如同如来神掌一样，即便你能够施展七十二变，依然会被它所束缚。
维权陷阱
不久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即上海二中院）审结了一起网约车司机交通事故纠纷的上诉案。该案中，司机与多家公司存在关联。所有这些公司都以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租车协议等为理由，想要撇清与司机之间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从而逃避事故赔偿责任。
上海二中院审理后认为，平台公司借助网约车平台算法，实现了对网约车驾驶员的隐蔽控制，并且实施了一定的监督管理工作。同时，平台公司对于驾驶员缺失“车证”和“人证”的情况，存在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的过错。而网约车司机当时是由加盟商招募来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并且在平时还会对网约车驾驶员进行一定的管理与约束。最终，上海二中院作出判决，平台公司需对本案交通事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加盟商也需对本案交通事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去年，上海法院将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审结了 1223 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上海法院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竭力做好司法保障工作，破除了那些通过连环外包等隐蔽手段来规避用人责任的“障眼法”。贾宇在递交全国人大议案之前，针对此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他告知记者，许多新就业群体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不清楚甲方究竟是谁。一旦遇到问题，他们就会显得茫然且不知该如何是好。而司法保障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我们有责任并且有义务去预防和干预其中所存在的诉讼风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面临三大问题。
少数平台为了扩大经营，对“人证”和“车证”缺乏审核。在采访中，一名自称是“上海网约车人事部”的工作人员对此事“大包大揽”，称只要有驾照，再交 500 元押金就可以，上路被查由公司来处理。甚至还有租赁公司使用修图软件伪造驾龄和车辆性质，使得本没有资质的司机和车辆进入了市场。发生事故时，由于存在“准入造假”的情况，保险公司对其进行了拒赔，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纠纷。
一是合同签订存在诸多陷阱，增添了不少“额外责任”。在司法案例里，有的平台与骑手签订了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规定“若导致任何第三方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均由乙方（骑手）承担全部责任”；另外，有的租车公司在与司机签订租车协议时，明确约定每月必须达成的流水金额以及在线时长，倘若无法完成，就要提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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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骑手和司机长期处于身体方面的压力以及精神方面的压力，并且社保覆盖情况严重不足。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就很难找到合法且合理的救济渠道。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胡光表示，从法律的外观主义方面来看，从追求终极平台最大获利的经济角度来考量，迫切需要强化平台的责任，同时要加大对新就业群体权益的保障力度，为他们构建出一个更为公平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健康可持续的职业生态。
路在何方
我在骑手 App 上点击一键报案，平台立刻就介入了，并且协助完成了职业伤害确认这件事，也协助完成了待遇核定等业务的办理。骑手小李在送餐途中遭遇意外骨折，他不但顺利地把医疗费给报销了，还在养伤的这段时间领取到了生活保障费，小李所享受的正是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以下简称“新职伤”）。上海从 2022 年 7 月 1 日开始，依据国家的统一安排，把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等 7 家平台的就业人员归入到“新职伤”的试点范围之中。
新就业群体的社保方面，工伤保险是最为急需的。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表示，当下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能够向全行业进行推广，并且还需匹配相应的商业保险。“新职伤”能够处理医疗、伤残以及死亡等相关的待遇问题；而商业险可以解决财产损失（例如车损）以及给第三人带来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商业险的承担主体不应一概而论，能够由司机和平台分别来承担；对于骑手而言，可以按照每单进行投保。
目前，京东平台已对外宣布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京东方面称，会逐步给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并且承担个人需缴纳的部分。美团平台也已对外宣布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方面表示，将制定能平衡成本和权益的社保方案，逐步给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有网约车平台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为司机提供商业养老保障、专属医疗及意外保障、极端天气损失误工保障等。
针对算法的束缚，李凌云提出建议，人社部门等应当引导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进行协商，从而达成共识，通过劳动者的“看法”去对平台的“算法”进行优化；对于用工方面的乱象，胡光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平台的监督管理，尝试构建责任分担机制，严格防范出现不合理抽成行为以及非法用工的乱象。
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法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就业方式。这种劳动合同法难以适应灵活就业所具有的特点和需求。正因如此，导致了灵活就业人员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在劳动时间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也不到位。贾宇建议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修订。这样可以进一步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同时也能进一步规范他们的工作时间。还可以进一步明确规范社会保险的缴纳主体以及保障范围等。通过专门立法来统一规范相关的权利义务。从而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权益。
贾宇表示，要解决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并携手合作，以达成共识并形成合力。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应当进一步发挥精细化治理的经验优势，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构建起完善的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机制，努力在重点领域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为新经济、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从而形成更多能够被复制和推广的成功经验。（记者余东明 张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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