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拓本急就章亦古亦新，细说章草独特魅力与渊源流变
《急就章》明拓本亦古亦新说章草
文｜刘一闻
书法创作概念里，向来有“章草”这个名称。“章草”又称“隶草”或者“古草”，它的体势沿袭了“隶书”的书法特征，横画向上挑起，左右有波折，顿挫非常明显，所以又有隶书草写的意思。它的用笔虽然有类似“今草”的地方，然而它的结体把平正蕴含在欹侧之中，每个字都是独立的不相连绵，尤其是笔画映带的地方，往往细得像游丝笔断意连，从通篇来看，真可以说是古音绕梁气息浓郁。
刘熙载在《书概》中称，“章草”是“解散隶体，简略书之”，且“此犹未离乎隶也”。他还说，“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此语虽简约，却把章草的形质和神态描绘得分外准确。
“章草”起源于隶书的演变，在两汉时期流行，魏晋以后形成一定规模。它的名称来源有四个说法：一种说法是这种字体的结构明显有规律可循；另一种说法是它适合用于奏章的书写格式；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汉章帝刘炟喜欢这种书体；另外一种说法是在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曾用这种书体书写他所著的《急就章》。当时，将皇象的章草与颜武弈棋、曹不兴绘画等相提并论，曾有并称“八绝”的极高声誉。
章草这种字体自古以来虽然有流传，然而因为时间太过长久，所以到现在能见到的非常少。在这里，暂且不说书法史上记载的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比如后汉的崔瑗、毛弘和张芝等人，就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章草著称的苏建、皇象和索靖，也几乎只是通过拓本流传。至于确切的作品，到现在只有墨迹本陆机的《平复帖》这一项。这种原作缺失和拓本繁杂的情况，确实从另一方面让人产生了按图索骥都很难的困惑。
陆机的《平复帖》卷是故宫博物院的藏本，《出师颂》卷也是故宫博物院的藏本，特别是《出师颂》卷，是近年在民间被发现的，并且是斥巨资征集来的隋人章草书迹，非常难得。从运笔结体来看，《出师颂》不像皇象《急就章》那样稳当严谨、笔笔不苟，从通篇气息观察，它也与以快率随意为特征的《平复帖》的书写方式大不相同，然而这种寓工整于率性、运笔厚重且富古意的笔体，本质上展现出传统章草书法的典型风貌 。从这一点来讲，隋人所书的《出师颂》卷再度被发现，这无疑能够为研究章草艺术体系提供第一手实物依据，也有助于人们认识整个章草艺术体系。
晋 · 陆机《平复帖》卷纸本手卷
23.7×20.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隋人书“绍兴本”章草《出师颂》卷米友仁跋
纸本21.2×29.1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单国强注释，根据米友仁的跋文，大多将其定为隋代贤人的书法，也有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所写，或者是南朝梁代萧子云所书，甚至有人认为是唐代人创作的。唐代时，它先后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鉴藏，南宋绍兴年间进入内府，明代归王世懋所有，清初由安岐收藏，之后进入乾隆内府，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其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长达60余年不为人知，2003年被拍卖公司征得，故宫博物院用巨资将其购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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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史上，真草隶篆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相互传承，各类书体大体上都有自身持续不断的递变规律。不过，章草书法却是个例外。从章草这一书体的发展历史来看，两晋前后虽然有不少名师大家，但是到了隋唐之际，严格意义上的章草书艺已经逐渐衰落。这个现象之所以发生，自然和隋朝仅存在28年的短暂历史文化有关系，还与当时“二王”行草书体系蓬勃兴起有关，也和不久后流行的、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初唐四家”为代表的楷书法则相关。诸如此类情况，不管是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章草书法的发展。
经过六七百年的漫长岁月，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高举复古主义大旗，恢复旧制，重振古风，其中包含湮没已久的章草书法艺术。在赵氏整个书法创作实践中，迈越唐宋、追寻魏晋遗风，始终是他的不懈追求。《元史·本传》记载“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这正说明了赵孟頫书法名至实归。与此同时，整个元代书坛呈现出创作状态，出现了吐故纳新的喜人局面，这与赵氏的身体力行和至尊地位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元 · 赵孟頫临皇象章草《急就章》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有元一代进行章草创作的人，除了赵孟頫之外，还有与赵氏齐名的邓文原，邓文原身为“元初三大家”之一。元陶宗仪所著的《书史会要》称邓氏书法，早年师法“二王”，后来学习李北海。从他传世的作品来看，其楷体作风沉静渊雅、游刃有余，似乎更接近同样出自帖学体系的赵孟頫书风。邓氏擅长的章草一体，大多也体现了赵氏章草安雅俊健的审美趋尚。
从总体上来说，元代书坛的创作状况，实际上都受到了赵孟頫书艺的深刻影响 ，人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善于效法赵氏风格当作本事 ，将承继赵孟頫书风视为正统 ，这种把赵孟頫书法当作彼时主流书风的共同意识 ，自然也会在章草创作领域体现出来 。诚然，由于元代书坛反映出的固有审美惯式，以及赵孟頫自身创作存在局限，以同辈人邓文原为代表的赵孟頫风格追随者，像元末明初的俞和及宋克等人，他们所能表现的，大多都停留在拘泥于具体行迹的实临以及亦步亦趋的描摹境界 。顺便提一句，这种只注重工力、相对缺少作者创作灵性的摹写方式，历代都有。在这当中，可以拿来作类比的，或许是以明代中期吴门一派中文徵明父子为代表的隶书创作为典型。
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看，后元书家杨维桢在艺术上充满反叛精神，他是一位力图创新的重要人物，尝试将章草、今草内蕴合二为一，且在通体气息上实现与传统章草书法一脉相承 。
杨维桢在当时享有盛誉的诗歌创作是这样，他的书法作品同样是背离传统、自立门户的突出例子。杨维桢在诗文和书法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这并非源于“筑楼铁崖，轱辘传食”⑤的五年苦读经历，而是因为他狷直狂曼、不拘一格的鲜明个性 。
元代康里巎巎所书的《草书张旭笔法卷》（局部），为纸本，全卷尺寸是35.8×329.6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代杨维桢所著《张氏通波阡表卷》（局部），全卷尺寸为28.9×146.1cm，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由青山杉雨氏寄赠。
杨维桢富于章草特点的书作，和他的楷书作品一样，只是流传至今的杨氏所有遗墨中的极小部分，然而却能反映出杨维桢的书学历程和审美主张。比如杨氏书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张氏通波阡表》卷，就是他暮年带有浓重章草意味的代表作品。那个时候，杨氏已经70高龄，但是创新求变的心态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停止。此书在遣笔意态方面，明显受到康里巎巎作品的影响，康里巎巎比杨维桢年长一岁。同时，在表现具体章草笔体的时候，也显得较为刻意。然而，当人们面对杨维桢骨力洞达、个性强烈的书法作品时，却不得不叹服他将诸体融为一炉，移貌取神、互为补益的高超手段！与赵氏章草创作体系严格依循的固有模式相比，杨维桢采用不主一体不惟一式的创作手法，这为章草书法开拓出变幻诸体、笔体互融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另外，杨维桢题在邓文原《急就章》书卷后的跋语，他称其为“临品之能”，从另一侧面更直白地说出了杨氏章草的创作主张。
元 · 杨维桢跋邓文原《急就章》
至正八年，六月二十日，会稽杨维祯与河南陆仁一同在东沧听海阁展开书卷，陆仁曾学习章草，此次以这书卷进行临习展示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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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坛，赵孟頫的书体仍有影响。当时皇室提倡通过书法选拔官员，使得台阁体得以流行。与此同时，明中期盛行法帖汇刻，形成了崇尚帖学的风气。从整体来看，当时书法艺术主要的审美取向是注重笔法和结构形态。以文徵明为首的“吴门书派”及其作品，就是当时最典型的代表。明代中后期，董其昌和他的“松江书派”看不起“吴门书派”坚守旧规并自认为是正宗，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以奇异狂放书风闻名的徐渭称自己“学习索靖的书法”，然而最终势单力薄，响应的人很少，没能形成气候 。到了明清交替的时候，虽说出现了与当时不同的、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及傅山作为代表的、被称作奇崛的书风，但是没过多久，又被声势浩大、代代相传的帖学书风给淹没了。一直到清代中期，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以及碑学书法的产生和发展，才改变了千百年来帖学书法占据统治地位的固定局面。
清代后期到民国年间，碑学书法不断发展，使得书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各种书体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各类门派相互竞争、各展风采。在这样的创作大环境中，长久冷寂的章草书法被重新认知，特别是近年来，写这种书体的书家作品众多，形成了一时的兴盛景象。嘉兴沈曾植，或许可以被称为当时重新践行传统章草书法的开创者。当时正值晚清民国交接的时候，碑学书法正发展得轰轰烈烈。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沈氏在借鉴北魏书体方面已经非常出色，成为大家，所以曾熙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工巧之处在于拙朴，精妙之处在于生趣，胜过别人的地方在于不稳”，这句话虽然简短，但是因为是出自同样有实践体验的著名书法家之口，就显得很不一般。
附图是沈曾植去世前一周创作的作品，只见通篇充满真力，其遣笔结字虽然出自魏体方笔，然而此中不时显现出章草笔意，比如“迴”“霭”“变”“处”等字，还有富有章草特征的捺脚等，这顿时让作品意趣盎然。因此，也能够证明沈氏把章草创作融入北魏书体是一次有效的尝试。天津书家王世镗稍晚于沈氏，他以章草自守，曾被于右任誉称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展其书作，可信于氏所誉不虚。只是可惜其作品流传不广，后人大多没听说过。此后，相继者有汉川谢凤孙、上海陈陶遗、开封靳志、湘乡张默君、番愚王薳、闽侯卓君庸，以及长沙郑沅、济南关友声和富顺郑诵先等等，他们可谓名重一时。
清 · 沈曾植书王维《终南山》诗
沈氏去世前一周之作
民国 · 王世镗为于右任书《于母房太夫人行述》局部
原石藏于碑林博物馆
确切地讲，在实践章草书法的过程中，此道的作者大多着重于依照葫芦画瓢式的摹古手段，却疏于对文字本身结构要素的关注，这种在乎外在技法形态、忽略作品艺术境界的审美方式，常常致使章草创作走上顾此失彼的歧途，同时也是未能跳出前人窠臼的根本原因所在。
时至近现代，众多书家不懈努力，社会文化不断变迁，章草创作已逐渐从以往徒求其表、以描摹依傍为能事的境域中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嘉兴王蘧常先生是一代大家，是沈曾植弟子，曾被东瀛书法界同道盛赞为中国当今王羲之 。王氏章草创作自然也师从其师，然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能够把篆隶书的笔法和笔意，有机地融合在以行楷书笔体为创作前提的章草样式之中，不管是在用笔方面，还是在结体方面，都极大地丰富了原本传统章草的表现内涵，完整地达成了对固有章草书法程式的再创造过程，真正树立起既扎根于传统根基，又具备鲜明个性的新格调新风貌。
从上世纪40年代起，王氏章草书法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模拟乃师、技艺纯熟、清健自如和人书俱老。特别是在85高龄以后，他创作的作品数量多且质量精，完全进入了孙过庭在《书谱》里所说的“通会之境”。王蘧常凭借个性独特、堪称惊世骇俗的章草作品，向传统习惯模式发起挑战，再次将章草艺术推向巅峰，真可谓古今融合、气质相连、推陈出新。王氏一生专注于著述，称得上与诗书相伴一生。比如他在1982年撰写的研究章草艺术的心得佳作《章草书法略谈》，一直被看作经典之谈。特别是王氏在章草创作的结构和变化方面详尽叙述的相关“省笔”，“借笔”，“减笔”，“复笔”，“添笔”，还有“变在离与连”，“变在字中”，“变在上下”，“变在左右”等诸多实践体验，更可说是金针度人 。所以说，有着极高艺术造诣的王蘧常章草艺术，除书艺这一项外，当然还和他作为一代硕儒的渊博学识有关 。
近现代 · 王蘧常章草谈笑往来联
章草一体以两汉魏晋笔体作为主要艺术特征，其作品意境与技巧法则，自然和其它诸种书体的表现内涵有所不同。章草书法在用笔、结字以及通篇章法方面有复合性构成，事实上具备自身的难度与高度。这或许就是历来多数所谓章草作品仅得皮相、甚至背离格辙法度的症结所在。从宏观角度来看，章草书法发展呈现出时起时伏的历史状况，这固然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大背景紧密相关，同时也和包括实践尝试者在内的人对章草书法存在审美偏颇、一知半解，以及擅长章草书法的人远少于其他书体有关。特别是章草书法本身具有不通俗的属性，这更是自古以来众多书家既想写又不敢写的根本原因。
章草是我国书法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千百年来，它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让无数喜爱这一书体的人热衷于用心临摹、亲手追随。很明显，章草书法在书写方面与真、草、隶、篆四体书大多不同，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其绝非通俗的古典成分。也就是说，章草书法不管是从用笔技巧来看，还是从结体要素来讲，其难度和高度，终究是通常书体难以相比的。这种因艺术创作规律自身而产生的阳春白雪现象，或许可比喻成孔夫子称赞的“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这一有名典故。当然，章草书法的古典意味，还包含其意态新奇的一面。这个新奇，一方面体现在原本隶篆书体中或对称或刻意的结构装饰成分上，另一方面也和人们对章草一体向来的陌生感所引发的以古典为新奇的惯常审美方式相关。除此之外，当然还和后来的书家密切关连，这些书家在章草创作中赋予了新的表现形式，还赋予了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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