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三武汉封城第五天关注外卖员，历时两年采访百人
这个选题是在2020年新春佳节的三月初三，正值武汉实施“封城”措施后的第五日。那时，广州成为了疫情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而我们家所在的区域显得异常宽敞，向下望去，街道上空无一人，居民们皆居家隔离。唯一可见的景象，便是身着蓝色和黄色工作服的外卖配送员穿梭其间。我由此开始对这一群体产生了关注，直至2022年二月，我的著作才最终定稿，期间我采访了来自浙江、广东、北京、湖北、江西等地的超过一百位外卖配送员。
路口等红灯的外卖员们摄影：丝绒陨
赵彬
32岁，来自河南南阳
他怀揣着成为摄影师的梦想，因此特意选择在湖北美术学院周边从事外卖工作，在送餐的同时，他还能有机会去大学里听课。一旦赚到了一些钱，他便会毫不犹豫地用来购置昂贵的摄影器材。
刘海燕
40岁左右，来自黑龙江
520这个特殊的日子，她整日都在赠送玫瑰花，然而，她对那些收到玫瑰的人并无一丝嫉妒之情，反而更加珍视的是老公所赠的礼物——一辆配备宽敞座椅的新款电动车。
楚学宝
32岁，来自安徽蒙城
他始终铭记着一句电影中的对白：“贫困是你的过错。”回忆起童年时光，他上学时没有书包，仅用一只装满大米的编织袋代替，直到初二辍学，书包始终未能降临。因此，他拼尽全力，每天奔波于七八十份订单之间，劳累到连饭都难以入口，只感到恶心，只能以水充饥。
李伟
41岁，来自上海
他出身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事业单位供职六年，之后决意离职。带着成为一名管理人员的愿望，他投身于外卖行业，仅两个半月便成为了“明星骑手”，四个月后晋升为小队长，次年又担任站长，如今已是上海的城市经理。
阿龙
33岁，来自江西南昌
自幼患高烧，导致智力受损，被评定为一级智障，直至30岁才获得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送外卖。当有人听闻他的经历，想要资助他，他却婉言谢绝：“若接受你们的资助，那我还有什么必要继续生活。”
小于
31岁，来自河北衡水
他提到，连续两个月送外卖，终于把那31年来未曾说出口的“对不起”都一一弥补。记得有一次，因客人地址填写错误，他善意地提出提醒，对方却质疑道：“你是不是想趁机向我索要费用？”自那之后，他独自一人在街头巷尾边走边疗愈自己的心灵，久久不能平复。
路边的外卖员，正在联系客人 摄影：丝绒陨
胡超超
30岁，来自河南光山
河南人爱团结一心，胡超超独自经营外卖生意，最终吸引了整个村庄的人一同加入，共同追求财富。这些人要么是亲戚，要么是童年玩伴，他们共同居住。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彼此相互扶持，闲暇时便聚在一起烹饪美食、闲聊家常、玩牌消遣。
匿名
来自杭州
他出身于拆迁家庭，为了寻求一份切实可行的职业，他选择了成为外卖配送员。在遇到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大多数同行都不愿外出，但他却毅然决然地出门接单。然而，当平台提供补贴，大家纷纷希望多跑几单时，他却主动将机会让给了他人。
王建生
41岁，来自四川达县
他的左腿逐渐变得细弱，自离开故土以来，已在异乡漂泊了长达十余载，期间曾沦为乞丐，拾取过废弃物品，最终在杭州找到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
在他看来，商家与顾客将餐饮交付于他，这体现了一种对他个人的信赖。每当寒风凛冽之际，他会细心地将自身的冲锋衣内胆取下，并将餐盒包裹其中，以防其变冷。他时常感慨，自己必须对这份信任给予相应的回报。
邹小容
47岁，来自重庆
孩子不幸患上尿毒症，她不畏艰辛，连续五年投身于外卖行业，骑着自行车奔波了十三万公里，终于积攒了三十万元，为儿子成功置换了肾脏。
马路上随处可见飞驰的外卖员
赵盈盈
22岁，来自河南周口
妹妹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因此她不得不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为了给妹妹筹集医疗费用，她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员。她时常向妹妹推荐欧·亨利的经典小说《最后一片叶子》，以此激励妹妹保持坚强和乐观。
王涛
34岁，来自湖北黄冈
这户人家居住在月租为500元的住宅中，同时为子女报名参加了价值4300元的英语课程。
黄远义
35岁，来自湖北恩施土家族
财富的积累永无止境，然而家庭团聚的时光却无法复制。妻子与女儿在故乡坚守，每逢腊月二十二，他都会按时返回家中共度佳节。当妻子分娩之际，他特意回到老家陪伴她度过三个月的产褥期。到了2021年，妻子与孩子坚持要来杭州，黄远义便提前结束工作，赶回家中陪伴她们。
李帮勇
42岁，来自云南昭通
这位独自抚养女儿的父亲，曾遭遇意外，导致右手严重受伤，无法正常使用。为了维持生计，他在2018年选择了成为一名送餐员，而在配送外卖的过程中，他总是将女儿带在身边。
宋家三兄弟
来自安徽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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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兄弟共居于那间租金为2100元的宿舍，他们习惯将钥匙置于门缝之中，以便归家者自行取用。他们的心中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
……
曾经，我和众多人的看法相似，觉得送外卖是一项简单且机械性的劳动，要求并不高，仅仅是用来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
但这并非易事，实际上，这份工作承载了他们许多深层的情感与期望。
我起初是一名记者，毫不夸大，那是我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最艰难的一次采访。
外卖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他的收入是通过一单接一单地配送累积起来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我这个人有时挺让人烦恼的，总是不断地向他们提出各种要求。
我亦会对此予以考虑。他们执行任务的高峰时段通常在上午10点45分至中午13点45分，以及晚上5点至7点30分。我选择避开这些时段，宁愿自己多跑几趟，也不愿让他们过度劳累。若采访过程延长，我还会向他们支付一定的“误工补偿”。
送鲜花是外卖业务中相对轻松的摄影：丝绒陨
我时常站在街头，亦或是在繁华的商业区附近潜伏，与那些等待接单的外卖小哥攀谈。亦或是在绵绵细雨中点上一份外卖，待外卖小哥送达后，利用他等待电梯的空当，随意与他闲聊几句关于雨天送餐的心得。
有人认为你所从事的工作颇具价值，并乐意伸出援手。外卖小哥表示，他们每天都在与人交流，然而鲜有人真正懂得他们的辛劳。他们把餐点递出，轻声祝愿“用餐愉快”，对方接过食物后，门便“砰”地一声紧闭。有些人甚至告诫“别再打电话给我”，连人影都看不见。
这时，一位陌生人突然现身，他愿意聆听他们的心声，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而实际上，他们同样有着这样的需求。
李帮勇，杨丽萍的采访对象。
他是单亲爸爸，送外卖都会带着女儿
每次与外卖小哥交谈，我都渴望深入挖掘，探寻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我常租借一辆电动车，从清晨七时起直至夜晚十时，持续对他们进行送餐取餐的跟踪。不论能否见到他的家人、亲朋好友或是同事，我都会竭尽全力进行采访。即便仅仅是通过电话与他们交谈几句，也能捕捉到他们的语气和语调。
若能幸运地赢得外卖员们的信赖，他们便会将家门敞开给你。毕竟，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理想，家中亦缺乏照料，众多人自尊心极强，不愿显露家中破败的一面。
宋北京是少数几位邀请我到家中做客的人之一。他们三兄弟都在杭州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居住在群租房中的一间。他们把钥匙巧妙地藏于窗户缝隙中，以便任何一兄弟归来时都能取用。他们并非通过单元楼的大门进入，而是通过阳台的门进入。
那间出租屋已被分隔得无法辨认出原本的房间布局，其中他们的住所面积最大，每月的租金为2100元。
屋内弥漫着男性特有的气息，显得异常杂乱无章。地上散落着各式外卖盒、电饭煲以及啤酒箱，床头柜上堆满了保温瓶、剃须器和挂面，茶几上则摆满了未洗的餐具和酒杯。整个空间充斥着杂物，以至于连个下脚的地方都难以寻觅。
正在做饭的宋远行和宋远杰兄弟
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宋远行和宋远杰这对兄弟归来。他们踏入屋内后，立刻投入了烹饪工作，一人负责清洗蔬菜，另一人则进行切割，彼此间的协作十分默契。
兄弟俩颇具趣味，身材相仿，均身着饿了么品牌的短袖T恤，其中一人背部印有“你是否了解网商银行？众多饿了么门店依赖它拓展新店。”的字样，而另一人背后则是“感到疲倦了吗？来饿了么点一杯咖啡或下午茶吧。”
在创作过程中，我对于这类素材感到尤为自豪，它们均源自我亲身经历的细致观察。若非对方对你抱有信任，你便无法目睹这样的生活场景。
正在接受小队长训话的外卖小哥们摄影：丝绒陨
送餐小哥同样有机会晋升，然而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晋升的念头，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能赚多少钱。
勤快的外卖员，跑外卖收入可能一个月一万多，甚至达到两万。
我采访的对象“牛人老曹”，白天在商务楼从事专星送工作，夜晚则投身于饿了么的配送行列，每月收入稳定在1.5万元以上，他已购置了两套房产，即便是那些购买咖啡的白领，收入恐怕也未必能超过他。
我多数采访地点都定在星巴克，有些外卖小哥在接过服务员递来的小票后，会抱怨价格高昂。然而，老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他主动挑选了星巴克，并且自己独立完成了点单等事宜。
我尤其钟爱他对我讲述的那番话：“有人曾问，你从事外卖配送工作难道不觉得有失尊严吗？我回应道，送外卖又如何呢？我并未偷窃、抢劫或欺诈他人，我仅凭自己的辛勤劳动赚取收入，这有何可耻之处？为何会觉得丢人呢？如今，即便只从事外卖配送，我的身后已有两套房产了。”
这段文字系我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字字未做任何改动，每当与他人提及这句话，那种对自己现状的满足与自豪感，总会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得意。
外卖员宋北京，身上带着送外卖的必需品：
口罩、墨镜、手机、充电宝、金嗓子喉宝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追求和兴趣。例如，在横店，一些被称为“横漂”的人，平日里充当群众演员，同时兼职送外卖。还有一些脱口秀表演者，在送外卖的同时，将这段经历融入自己的段子中。
王计兵，人称“外卖诗人”，堪称典型代表。他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店旁便是外卖配送点。某日，他闲来无事前去观摩，好奇地询问操作方法。热心人便帮他完成了注册。不料，他操作失误，一个订单便自动生成。有人提醒他，若不配送将面临罚款，于是他不得不去送外卖。
起初，他并未将此事视为重要任务，仅仅觉得日复一日地守在杂货店内颇为乏味，外出走走反而心情愉悦，且还能获得收入。
王计兵对写作情有独钟，他曾经尝试过创作小说和诗歌，然而这些作品并未公之于众。在从事外卖配送的生涯中，他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生活阅历。那些偏远、隐蔽的区域鲜少有人涉足，而他主动选择前往，视此为一种珍贵的经历，相信这对他诗歌创作大有裨益。
一位外卖小哥正在和交警交涉摄影：丝绒陨
某日天降倾盆大雨，恰逢他手中无订单，遂至桥洞躲雨，目睹一名饿了么快递员在雨中奋力骑行，于是挥毫泼墨，吟咏了一首诗。
《阵雨突袭》 王计兵
一个外卖小哥
在雨水里穿行
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
一小片晴空在雨水里穿行
像一段镜头被不断地打着马赛克
而雨水是徒劳的
蓝色的工装越湿
天空就越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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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明的天空贴在他的肋巴上
就像贴在大地起伏的山脉上
阵雨突袭
一个外卖小哥和我并肩骑行
让我感觉雨衣是多余的
雨水不停地拍打雨衣
像什么人不停地叫门。
自从王计兵投身于外卖行业，他的诗作才开始得到发表的机会。尽管如今他已年过半百，达到53岁的高龄，但他依然坚守在送外卖的岗位上，每日辛勤工作，不间断地连续12个小时。
他曾经说过一段话，让我深受触动。那句话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往往难以踏入他人的家庭。然而，从事外卖行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即便客人只是微开一道门缝，或者你在门外听到了他们家的争执，这些细节都能成为我们创作的灵感来源。
在庞大的外卖队伍中，女性外卖员的比例仅占约10%，因此我对她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格外关注。
从事外卖行业的女性，其中不少家庭面临着特殊情况。以天津和山东的两位母亲为例，她们的孩子不幸患上了恶性瘤症，为了给子女治疗，她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从事外卖工作。
有些家庭则是为了孩子的学业。我曾采访过一位女性外卖骑手，她的丈夫遭遇车祸，原本经营着一家花店，由于生意不佳，儿子在中考时填报了错误的志愿，被一所贵族学校录取，每个学期的学费高达数万元。为了支付孩子的学费，她不得不转行从事外卖工作。
有些人之所以选择从事外卖配送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时间安排较为自由。为了能够更方便地接送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们甚至选择了辞去原有工作，利用孩子上学的时间段来从事外卖配送。
上海封控期间，一位正在送货的女外卖员
摄影：徐翔
我记忆犹新的是深圳那位名叫刘海燕的外卖员，她过往从事养猪行业，不幸遭遇猪瘟，导致猪只全部死亡，背负了数十万元的外债。为了偿还债务，她和丈夫一同前往深圳，努力赚取收入。
在采访她的过程中，我邂逅了一位前来投靠她的年轻女子，名叫良菊。这位良菊来自四川，是一名瑜伽教练。疫情爆发后，练习瑜伽的人逐渐减少，她偶然间看到了刘海燕的视频号，便萌生了跟随刘海燕从事外卖配送工作的念头。
刘海燕站点内有约两三百名外卖配送员，其中仅有五名女性，良菊便是其中之一。站点内并无女生宿舍，这些女外卖员不得不自行租赁住处。她们彼此之间非常关心照顾，当良菊在城中村中迷失方向时，便拨通了刘海燕的电话寻求帮助。刘海燕立刻赶去接她，并在夜晚将她带回自己家中共进晚餐。
遇到规模较大的住宅区，若门牌众多，她便会抓住闲暇时光，将各个入口逐一探访，随后精心绘制一幅小区地图，并在群聊中分享，以便众人参考。
这些女性外卖配送员普遍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更能承受辛劳的品质。刘海燕在所在站点的工作成绩位列前十。在我采访的几位女外卖员中，她们的丈夫同样从事这一职业，却往往无法超越她们的业绩。
她们鲜少诉苦，对这份送外卖的职务怀有感激之情，这份职业实实在在帮她们摆脱了困境，也改善了她们的生活状况。
在我所采访的外卖骑手群体中，即便那些在从事外卖工作之前就已步入婚姻殿堂的人，若想在送餐过程中寻找伴侣，组建家庭，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他们的收入虽然颇为可观，然而所付出的却是辛勤的体力劳动，赚取的乃是一份艰辛的报酬，从事的是风险较高的职业。我曾在某处听闻有这样的说法：“两类人不宜婚配，一是建筑工人，二是快递（外卖）配送员。”
疫情结束之后，外卖行业吸纳了服务行业20%的从业人员。同时，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若在短期内未能就业，也会选择投身于外卖行业。因此，外卖骑手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且学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其中大学生所占比例已接近二成。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外卖员李帮勇提到，他察觉到外卖行业的人数显著增加，尤其在用餐高峰时段，商场内随处可见等待取餐的人群。随之而来的是，分配到每位外卖员手中的订单数量减少，而他们的提成也随之降低。
将一箱啤酒搬运至八至九层高的楼层，过去能获得补贴，但如今这一福利已不复存在，配送区域也从原先的3.5公里拓展至4.5公里。李帮勇的月收入已从五千至六千元下降至四千余元，预计未来收入还将进一步减少。
杨丽萍采访的一位外卖员张男杰，毕业于酒店管理专业
摄影：李颀拯
与此同时，外卖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正逐步提升，一代胜过一代，这让我有深刻的感受。目前，90后和00后这一代，他们的教育水平和个人素养，都超越了我们的时代。
他们平时最在意的，就是客人是不是尊重他。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7%的外卖骑手认为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其中有人感慨：“从事外卖配送工作让我感到愈发自卑。”
外卖行业的入职要求并不严格，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月入过万。我结识了许多“单王”，他们的智商与情商都相当出众。这些人不仅心地善良，例如黄远义，在通常情况下他总是争分夺秒，但若有人向他求助指路，他总会耐心地停下脚步，细致地指引，确保对方明白，随后才继续前行。
常常在新闻中目睹这样的场景，孩子从高处坠落，外卖小哥及时伸出援手将他接住；有人不幸落水，外卖小哥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将他救起；煤气罐即将爆炸，外卖小哥勇敢地冲上前去……这些英勇事迹在他们身上屡见不鲜。
路边休息的外卖小哥 摄影：丝绒陨
即便在国家面临困境之际，他们始终是一群勇于承担责任的人群。我得知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数据：在疫情期间，一位外卖骑手的每一次送餐，就能让多达25个家庭无需担忧地留在家中。
武汉疫情初期，赵彬目睹了这座城市的荒凉景象，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与此同时，另一位外卖小哥王涛，他曾是施工队的负责人，却因事故倾家荡产，无奈转行送外卖。尽管自身境遇凄惨，他却依然肩负着强烈的责任感，在武汉实施“封城”期间，他累计完成了800多单配送任务。
无论城市是否愿意接纳他们，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城市都怀有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责任感。
因此，随着我对这个群体的深入了解，我对他们的敬意也与日俱增。无论他们面临怎样的困境，他们始终能够挺直腰杆，坚守做人原则。同时，我也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他们，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而不是无端的负面评价。
题图摄影师：李颀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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