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发布全球经济趋势报告：2030年前服务、数字商务及自动化将重塑经济格局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2030 年全球经济主要趋势》（Key the 2030）。这份报告概述了从现在到 2030 年全球经济的主要趋势。这些趋势包括服务和数字商务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也在增加。全球供应链正朝着区域化的方向转变。同时，劳动力也在逐渐老龄化。报告认为，未来全球经济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将会对美国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一、背景
全球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服务和数字商务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自动化与人工智能使得工作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会淘汰一些工作并且创造出新的工作；不仅在美国，在亚洲也是如此，全球供应链正朝着区域化的方向转变；劳动力套利作为全球供应链驱动力的重要性在降低；劳动力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下降给人口带来了挑战；印度太平洋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欧洲和南美的相对经济比重在下降。在此背景之下，美国的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名为《2030 年全球经济主要趋势》。
二、报告的主要内容
1．未来经济的构成
未来全球经济服务业将占据更主导地位。多数经济体将会从制造业和原材料生产领域转向服务业。过去十年里，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在其 GDP 中约占 40％。同期，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的占比从 49％增加到了近 54％。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来说，服务业约占其 GDP 的 70％。
服务业在制造业中将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它既能促使生产率达到最大程度，又能提升产品的价值。在美国以及其他正朝着数字经济转变的经济体里，即便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减少，服务的作用依然十分突出。服务正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产品当中，并且会与产品一同被提供。制造业已对管理、研究、设计、销售、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金融等服务以及大量数据驱动的服务产生依赖。从这个层面来说，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行业会持续推动未来的竞争性制造业。当下，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出口中，有 30％到 40％的增加值是由国内外服务业提供的。1995 年到 2009 年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在制造业出口中的占比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并且这种增长态势预计还将继续下去。
2030 年及之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会下降。普华永道的《2050 年世界报告》表明，按购买力平价来算，美国的 GDP 已落后于中国。到 2050 年，美国还会落后于印度。并且，在这期间，美国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份额将从 16％降到 12％。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估美国实际 GDP 增长情况。其预计美国实际 GDP 增长会从 2018 年的 2.9％逐渐放缓，到 2024 年达到 1.6％。多数发达经济体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其中包含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加拿大。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中东和非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的增长有望加快。中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预计会下降，不过它仍会比 OECD 国家的（5.6％）要高很多。
2．全球人口构成变化趋势
未来几十年里，许多工业经济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增长下降的态势，这会使全球人口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日本会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当下日本人口大概为 1.27 亿，预计到 2050 年，其人口将减少 15％到 25％，会降至 1 亿以下。德国也遭遇人口下降的状况，到 2030 年，其人口将从 8000 万减少到 7800 万。2018 年美国的净移民人数同比下降了 70％。中国的总人口自 2030 年起开始下降。在 2030 年至 2050 年这段时间里，工作年龄人口将会减少将近 20％。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在同一时期将增长约 30％。
3．供应链的区域化
1947 年 10 月关贸总协定签署之后，全球商品贸易额在 1948 年是 588 亿美元，到 2019 年已猛增到近 19 万亿美元。运输与物流得到改善，国家之间工资差距逐渐拉大，互联网被广泛采用等这些因素，促使企业对全球生产进行投资，进而推动了全球贸易的爆炸式增长。然而，有五个因素开始对全球化的无限制扩张产生影响，并且通常会促使供应链趋向于区域化。
一是消费市场在贸易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企业会把生产地点选定在主要消费市场附近，这样就能更好地顺应市场趋势，并且能够缩短产品上市的时间。随着全球消费朝着新兴市场进行转移，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会扩大商品的生产，从而减少了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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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技术推动了供应链的地理整合。比如，自动技术以及增材制造，最终会让许多劳动密集型工作变得过时，并且降低其他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新技术能够让企业加快生产速度，同时也会鼓励供应商靠近消费者，以便更快速地提供新产品。
一是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这会促使供应链走向区域化。二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风险，会对运输和生产成本产生影响，导致货物和服务的交付延迟，进而增加商业成本。三是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不断加剧，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也会不断上升。四是基于这些因素，企业会选择缩短供应链，以此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本地化的短供应链能让制造商更深入地了解供应商的运营，也能让制造商对供应商的运营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样有助于降低整个价值链的碳排放。
四是欧洲、中国和印度在新兴产业领域打造领军企业或许会引发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在欧洲方面，欧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使得欧洲的互联网公司能够与美国和中国的巨头展开竞争。欧盟针对该领域的监管、竞争以及税收政策所采取的有力行动，有可能会引发保护主义。中国扶持国有企业，以抢占关键经济领域的制高点。印度同时采取直截了当的行动禁止中国科技企业的某些应用。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供应链的区域化。新冠肺炎流行使得全球制造业发展速度放缓，医疗设备和药品出现短缺情况。随之而来的供需方面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供应链混乱，促使决策者和企业重新思考为实现效率最大化而进行的供应链建设。增大供应链弹性的相关措施可能会引发民族主义情绪，例如要求制造业从离岸转移回到本国。实现供应链弹性最可能采取的形式为供应链区域化与多元化的结合。区域化会将区域之间的生产进行划分，这样能减少因依赖单个国家或拉长的供应链而带来的风险。供应链弹性可以通过多样化来达成。多样化与区域化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区域化的一种补充。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对全球供应链的重新考量，同时也推动了远程工作的发展。远程工作能够消除因地理位置而对招聘造成的限制，还能减轻劳动力市场里的重大摩擦，并且为企业拓展跨境业务给予了新的可能性。
供应链区域化并非是均衡发展的。有些公司会选择维持其全球的布局，而另外一些公司则可能会做出相反的举动，即选择在诸如中国等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产品的生产。在这些基本趋势的带动之下，区域化的步伐以及其涉及的范围，也会受到政府政策以及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构时所产生的成本和组织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
区域化会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它会减少进出口的多样化并且简化供应链。跨国公司会继续为全球市场服务，不过会借助多个较短的供应链来达成这一目标，从而能尽快把产品推向市场。有足够的历史记录显示，国际贸易和生产力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对外国市场进行投资与生产力之间也存在因果关联。
全球竞争加剧，导致生产率低下的企业被淘汰，而高生产率的全球性企业最有机会实现增长。出口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生产率，也可以生产专门用于某些目的的产品，还可以从在新市场运营中获得专门知识来提高生产率。贸易壁垒会使生产率的增长降低。
增材制造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工艺或许能抵消全球贸易和生产率的下降预期，然而不清楚它们能否在近期疲软的经济中促使生产率提高。
4．创新能力与全球价值链
研究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人们知晓某些经济体未来的竞争力。全球化使得企业具备从不同国家获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进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地点由多种因素的竞争所决定，像成本、人才以及质量等。然而，并非所有的投入都是一样的。某些投入，比如特定产品或高技术元器件背后的核心知识产权，在最终产品中所占的价值或许比工人组装最终产品时所提供的价值更大。
如果外国增加值在一个国家的出口中占比较高，这可能意味着该国实行的是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同时，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比如地理因素、经济规模以及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等。在专门从事上游活动和服务的国家的出口中，其附加值通常是较低的。而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里，增加值份额高就表明该国在先进产业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成功往往依托于强大的国内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相对较高比例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毕业生。还包括卓越的研究和学术机构。同时也包括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因素（本质上是基于知识的资产）有助于提升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而推动高附加值的活动。目前，美国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增加值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2005 年至 2015 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外国增加值有了显著降低。10 年的时间里，其下降了 10％。与此同时，因为日本和韩国的作用在减弱，中国开始在亚洲区域贸易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另外，在亚洲区域北美贸易增加值呈现下降态势时，东亚和东南亚对北美出口的增加值有所增加，不过增加的幅度相对而言比较小。2015 年，在北美地区，区域内贸易仍大约占据着制成品和商业服务增加值的 85％。
中国在这些产品类别中的增加值份额增长，从 10％增长到 28％。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球的 24％，中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球的 20％。然而，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依然依赖美国、欧盟、韩国、日本的投入。到 2015 年为止，中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出口增加值的 30％以上是由国外带来的。2015 年对中国投入最多的提供者总体而言有韩国，其占比为 11.4％；还有美国，占比 11.2％；以及日本，占比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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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经济衰退之后，美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从 6％降低到了 4％。同时，美国与中国在 ICT 产品方面的贸易逆差有所增大。然而，总体而言，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高端位置，大约占全球高技术出口总额的 12％。中国加入《信息技术协议》之后，一直充当着 ICT 产品的组装中心。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低成本的组装活动被转移到了越南。
中国未来几年的 GDP 总量将超过美国，然而在未来 30 年里，美国消费者仍具备最突出的消费潜力。这不但会促使美国市场对创新产品有需求，还会加快这些产品规模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其人均 GDP 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只有做到这些，美国才能继续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领先，并保持其在全球高科技价值链上的高端地位。
中国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在“信息产业”这一广泛领域中，其包含制造业和 ICT 服务。附加值正从欧盟、美国和日本转移至中国，中国信息产业的国内增加值在 2005 年为 59％，到 2015 年增长到 70％。全球对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的依赖在不断增加，然而美国的国内生产仍能满足约 85%的需求。趋势显示，全球对中国的一般高科技产业增加值的依赖在不断增大，同时对部分高科技产业增加值的依赖也在日益增强，这种情况将会促使美国采取行动，以此来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5．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代表，有可能重塑经济增长的范式。人工智能技术有希望在 2030 年让全球 GDP 增长 14％，也就是增加 15.7 万亿美元，尤其在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会降低劳动力和商品生产成本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推动供应链的区域化，以便更快速地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进而提高服务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从细分领域来看，自然语言处理取得突破后，能够消除服务贸易的壁垒，还能让小型企业更易打入国外市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相结合，会对各个行业的物流、供应链管理以及商品生产起到改善作用。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据，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工作场所活动有可能由自主机器来进行。在酒店和餐饮服务等行业里，部分工作岗位存在着被替代的风险。为了维持竞争力，工人需要比现在更加多地运用“软”技能。那些依靠批判性思维、做决策、发挥创造力以及具备领导力的职业，很难被计算机所替代。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被广泛采用后，会消除一些工作，同时也会创造出其他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低技能和高技能的。比如，对蓝领工人来说，有更新、安装和维修机器人的新需求；对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而言，有新增需求等。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在最适合进行自动化的制造业行业里，就业与产出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低技能、耗时的人力工作减少会使生产率提高，这有助于推动宏观经济一直增长到 2030 年，然而对就业的影响较为不确定。面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可能导致的失业风险，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应对措施，以减轻潜在的失业急剧增加。
三、报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经济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数字技术一方面使得劳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让人力资本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其对就业所产生的冲击效应是不可被忽视的。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 2030 年，在中国，至少会有 1.18 亿人被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所替代，另外还有大约 700 到 1200 万人需要转换职业。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要做到未雨绸缪，采取多种措施，为就业结构在新形势下能够平稳转换提供充分的准备。
一是加强失业风险预警。
建立失业监测预警机制，以便能够及时掌握监测企业人员的变动情况以及其变动趋势；构建专业设置、学生就业与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相衔接的预测预警机制；加大对重点就业群体的监测力度。
二是加强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
在学科设置方面与时俱进，紧跟数字时代发展；在课程内容方面与时俱进，紧跟数字时代发展；在教学方式方面与时俱进，紧跟数字时代发展。建立通用的数字技能分类，依据市场需求科学地制定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并且实施该计划。依托企业，依托职业院校，依托各类培训机构，建立起覆盖全体、贯穿终身的数字人才培训体系。鼓励民营机构参与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
三是完善就业相关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应当及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使其能够覆盖新型就业人群；工作方式的改变使得人员的流动性有所增加，这就需要确保劳动者在多个单位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流动时，依然能够保留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福利；要推动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借助互联网平台，让灵活就业人员能够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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