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千年学子备考秘籍揭秘
每当一年一度高考来临,若以八个字形容高三,你会选何字?也许只能想起这八个字——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或许现在你想起这八个字会觉得头疼。然而,对于数百年前的那些学子们来说,这八个字却堪称是绝佳的救命稻草。
古代也有类似《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参考书吗?
当然有,而且命运和现在大不同。
要提及古代《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由来,就必须先谈起一个陈旧的话题,那就是古代的科举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在隋唐时期正式确立,之后一直延续了 1300 余年,一直到清末才被废除。
它的选士方式在各个朝代各不相同,然而不管怎样变化都有其根本所在,考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史,二是文艺,三是时务。
经史
经史,以“帖经”、“墨义”为主要的考试形式。
“帖经”就如同古文填空题一样,“墨义”则犹如古文字词句的翻译加上理解,二者都是考查死记硬背的能力,只要认准官方爸爸所指定的版本,用心去背诵就能通过。
但想偷懒的还是大有人在的。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在民间流传着几种类似于红宝书、随身背那样的小册子。其中一种叫做《决科机要》,另一种叫做《精骑》。
南宋朱熹见了此书,愤愤地表示:“不成片段,恐误后生辈啊。”
文艺
文艺考试包括诗、赋和杂文,就如同命题作文一样。这不仅要求严格符合题目要求,而且要严格符合格律与声韵的规定,即便才华再出众、文采再惊人,也不能随意进行发挥。
“黄河之水天上来”这类的风骚句,由于“逸韵”(跑调),肯定通不过考试。不按照试卷要求的韵法作诗是不行的。
后来,宋代负责科举的礼部专门制定了一部《礼部韵略》,其目的是指导学子应试作文。这并不困难,只要多多阅读范文,好好练习拼音就可以了。
时务
时务是有点难的。它主要考“策”,也就是策论。策论有点像问答(Q&A)的形式,同时也有点像论文答辩。在策论中,会抛出一个问题,然后让考生进行作答。
这个问题,或许是当今天子正在为之苦恼的国家大事;或许是主考官从某经某典中摘取一句半句,不知该如何解读;或许是询问考生对当时的时事热点以及社会新闻持有何种看法。
这种时事题,可谓是时也命也,全看考生有没有灵性。
没有灵性该如何是好呢?四书五经能够教导你经义,同时也能教导你如何做人,然而却没有教导关于时务的应对之法,这该如何破解呢?
唐代诗人白居易闭关了数月。他潜心去钻研时务,拟出了七十五道策。并且他没有忘记把这些成果分享给好友元稹。考试结果公布后,白居易考了第二名,而第一名是元稹。
白居易不在意这些细节。他把自己的应试心得以及七十五道策目编录成了《策林》,然后大方地进行出版,给在策海中苦苦挣扎的众多学子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元和初年,我辞去校书郎之职。我和元微之准备参加制举考试,便退居在上都的华阳观。我们闭户数月,仔细揣摩当代之事,拟定了七十五门策目。等到元微之首先登科,我紧随其后。凡是所应对的内容,一百个里面都用不上一两个。其余的,我自认为是自己精力所及,不能舍弃,便依次收集起来,分成四卷,命名为《策林》罢了。
——《策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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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将这种专门为了应对策论考试而出的参考书称为“策括”。
有了现成归纳好的参考书,谁还去上下五千年地苦苦求索呢?
一时之间,学子们不去探寻历史文集,只背诵那些为应付时务考试而编集的策文集。这使得唐代后期的科举考试不得不增加经史和文艺的比重。
集上述各项之大成的,便是“时文”,它是为科举考试而创作的文章。因为这种文集的封面大多使用黄色,所以被称作“黄被书”,也作“黄背书”,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
宋代版《五年原题三年模拟》
就像当今人手一本的红宝书,宋代应考士子人手一本黄册子。
此书由书坊自行进行收集和发售。它专门刊行当今科考中的优秀试文,也就是古代的高考满分作文。同时,还邀请名家进行评论点睛,将其作为范文示例。范围涵盖经义、诗赋以及策论等。
南宋时期,“五三”变得更加普及。有人对科举考试的精髓进行了总结,认为不过是把历次考试的优秀文章即时文读熟,然后结合题意模仿时文来作答就可以了。
当时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五三”(时文集),其中包括《宋贤文集》,还有《圣宋文选》,以及《新雕圣宋文海》,另外还有《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等。
这种情况使得学子们的学习重心发生了转移,从研读经史和钻研学问转为背诵并默写时文。这与朝廷选才取士的初衷明显不同,两者差异很大。
对此,官方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只要一发现这种情况,就会收缴并焚毁。
各大书坊十分惊恐,一直密切留意风声。只要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把畅销的辅导书更改名字,然后再次进行出版。
明清时期,实行八股取士,科举考试变得更为程式化且标准化。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时期的“五三”也愈发呈现出套路的特点。
每逢乡试、会试结束之后,礼部会从试卷中挑选出那些行文符合程式的,以及主题符合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试卷。然后,礼部会将这些挑选出来的试卷由官方进行编刻成书,最后颁行于天下。
这类书,明称“小录”,清称“闱墨”。
考中的人会把自己在考场中写的文章刊印出来,然后赠予他人。因为誊录的时候用的是朱笔,所以就把这种卷子称作“硃卷”。
这些是通过正经渠道进行流通的“高考原题”以及优秀高分作文选,书坊本身是不具备资质可以私下进行印刷的。
《清会典事例·礼部·贡举》记载:康熙九年商议批准,此后每年的乡试卷和会试卷,礼部挑选文字符合程式的,刊刻成书籍,在天下颁布施行。所有民间私自刊刻的行为,都要严厉禁止。
乾隆皇帝认为,与其让书坊老板偷偷摸摸地进行不良的倒腾行为,不如由官方出手来遏制盗版行为直至使其消亡。于是,朝廷开启了解禁的举措,并且亲自手把手地教导人们如何抄写作文,这就是《钦定四书文》。
朝廷一把手给予纵容,科举辅导书由此得以通正路,有了名头后,便正大光明地开始流通起来。
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文海楼书坊张贴出了一张广告。广告上写着:本坊特意敦请处州的马纯上先生。马纯上先生精选了三科乡会的墨程。凡是有同门录的,以及有朱卷前来光顾的人。希望大家不要认错,就在嘉兴府大街的文海楼书坊。
本出版社特意聘请了一位科举辅导名师。还精选了三届乡试的满分作文。这些作文都是正品,保证质量。如果想要购买,可以到某喵旗舰店进行选购。
由此看来,科举用“五三”,时人早已习以为常。
其实,除了“五三”,古代还有专门的科举考前培训班、辅导班。
宋代有四大书院,分别是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与嵩阳书院。实际上,它们就是在宋代众多科举研习院当中,成绩比较突出的四所考前培训班。
书院的教师,有的多次科举未能及第,在与科考长久的周旋中领悟到了考试的真谛;有的兼任科举相关的官职,看着学生们在学海中艰难挣扎却无法解脱,仿佛下凡来渡劫,只为造福众多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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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一位科举名师,叫做吕祖谦。
这位吕先生有很好的学问,并且做过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所担任过的官职与教书以及科举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他担任过太学博士、州学教授等职务,同时还主持过省试与殿试。
吕先生目睹了众多学生为了科举而遭受的各种苦难,内心难以抑制,于是亲自投身其中,给予指点和帮助。
朱熹编写教科书。他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编写辅导书的吕祖谦,让其对儿子进行学业教导。
此儿极为懒惰,既不懂得学习,又不能按照自身的情况刻苦地去写举子文。如今他不远千里而来,给您增添了麻烦,恳切地希望您狠狠地加以鞭策和约束,让他稍微知道自我激励……
这儿子,我实在管不了啦。老师尽管对他要求很严格,能让他懂得学习,我就已经很满足啦!
吕祖谦调教了半个月就小有成果:“今嗣在此读书渐有绪……”
老父亲朱熹热泪盈眶:“举家感激不可言!”
晚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科举名师,名叫路德。他不是宗教改革中的那个路德,而是字润生(一作闰生)的路德。
他的声名极为显赫,在晚清科举考场中就如同考研政治的肖秀荣那般出名,在陕西关中考场称霸了三十多年。没有考上的人不一定使用了路德先生的教辅资料,然而但凡考中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受到过路德先生的指导。
曾国藩大力向自己的子侄辈推荐路德的科举辅导资料,并且反复叮嘱他们。如果老家买不到这些资料,就赶紧捎个信儿过来,他在京城会帮他们代购。
……一直被人敬佩仰慕。陕西近三十年科举及第的人,没有不出自闰生先生门下的。湖北的官员中或许也有。纪鸿和瑞侄等人必须购买《仁在堂全稿》《柽华馆试帖》,用心揣摩。如果在武汉无法购买,或许可以让折差从京城买回来。
话说回来,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被当作考试致胜法宝的“五三”,然而人生却不存在可以轻松走通的捷径。
十年寒窗苦读所获得的真才实学,才是那些能够力挽历史狂澜的文人们,他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胜过千军万马,这一身傲骨的坚实依仗。
祝即将踏进考场的学子们,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参考文献:
王福寿撰写了科举的参考书。该参考书发表于《故宫文物》1990 年第 4 期,页码为 52 至 57 页。
刘祥光对印刷与考试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宋代考试用的参考书。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0 年第 15 期。
张献忠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上,时间是 2010 年 01 期,该期刊的页码范围是 127 至 133 页。
张献忠对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进行了探讨,同时还谈及了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6 卷第 03 期,页码为 193 - 199 。
岳鸳鸯指出,晚明科举图书存在出版传播的情况。其相关研究发表于《寻根》2011 年第 05 期,该期刊的页码范围为 39 至 45 页。
曹南屏指出,坊肆、名家与士子在晚清出版市场上形成了科举畅销书这一现象。史林在 2013 年第 05 期刊载了相关内容,其范围为 89 至 101 页以及 190 页。
章宏伟研究了明代科举与出版业的关系,以汤宾尹作为例子。在《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12 期,该研究表明相关内容在 165 至 171 页。
桑丽影对宋代的科举参考书进行了分析。她的研究成果发表在《黑龙江史志》2013 年第 19 期上,该期刊的页码为 23 至 24 页。
钱云探讨了宋代“御戎论”的传播及其意义,是从科举用书的角度展开的。该研究发表于 2016 年第 4 期的《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上,其页码范围为 18 至 27 页。
孟文强指出,《儒林外史》中存在书坊文化。该研究成果发表于《新乡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4 卷第 10 期,其页码为 36 - 38 页。
胡天佑论述了科举经济的主要构成。该论述发表在《考试研究》2018 年第 03 期,页码为 102 - 110 以及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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