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期债务优化APP流行度飙升，减债降息服务明码标价，但资质存疑
（“逾期”相关APP的流行度指数，资料来源：点点数据）此前的传播模式主要是主打媒介广告矩阵且以落地页为主，而这些 APP 现在对自身的包装更为精致。在一些下载量较大的债务优化 APP 上，第一财经记者留意到，这里不仅有案例展示，还有宣传视频以及办理流程，同时也有不少合作单位机构的背书。
针对逾期债务有“减债降息”的举措，且明码标价，有不同套餐供客户选择。在某“反催收”平台上，客服给出了一些常见平台的服务范围：某股份大行信用卡的逾期债务能够申请分 48 期免息；某金融平台可以申请 12 期免息或者缓催一年；某网贷平台可以申请 36 期免息，同时缓催一年。
不过实际上，这些“反催收”APP 在资质包装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然而，从它们背后的公司来看，资质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好有的差。并且，部分 APP 只是推广平台，真正的业务方是另外的人。
以“考拉债务”这一家为例，其宣传页表明它与诸多知名银行、网贷机构以及知名律所存在合作，具备广泛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然而，从企查查所提供的信息来看，该平台背后的公司“广州律振咨询有限公司”是在去年 9 月成立的，其营业范围主要是法律咨询，并未涵盖金融服务咨询。该机构工作人员提供的证明材料显示，其仅与一家北京律所存在签约合作。
另一家名为“曹擦搞定逾期”的 APP，其背后的发布公司是重庆闯鹿在前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旗下还拥有另一款逾期类的 APP，叫做“立刻搞定逾期”。在企查查这个平台上，第一财经记者有所发现。其背后持股比例为 58.33%的大股东是雷某，雷某名下还有另一家公司，即重庆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重庆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了重庆由舟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由舟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卡奴解决逾期”“熊猫债务优化”等多个逾期类平台。
不过，该平台背后实际负责“反催收业务”的是另一家业务公司。该业务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网上这些 APP 实际上是推广方，不涉及业务的具体运营。一般来讲，目前他们这类业务，机构通常会寻找多个推广方。他们公司目前大概有 7 到 8 个线上推广方。
套路重重
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免息、分期等这些看似优惠的“糖衣炮弹”背后，隐藏着重重风险。其中，套路与风险主要体现在中介费用方面，还有法律风险，以及个人隐私会被泄露这三个方面。
姚迪介绍，首先是高昂的中介费用。他此次办理业务的平台收费标准较为统一，其中中介费按信用卡还款金额的 5%来计算；而网贷机构因为操作难度更高，是按还款金额的 6%计算。他的信用卡逾期金额为 19.74 万元，经中介费用总体计算后，大约需要 9000 元。
第一财经记者向几个 APP 进行了咨询，之后发现当下中介费用通常在 5 到 8 个点这个范围，且费用并不相同。其支付方式有一次性付清款项这种，还有先支付订金，接着按月分期进行结款等方式。
如果中介费支付出现逾期情况，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高额的额外费用。姚迪提供的合同表明，他在上述平台的委托代理被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法律咨询阶段、协商处理阶段和结果确认阶段，并且最终是以债权人给出处理方案，在甲方确认之后才会生效。然而，中介费用的支付必须在协议签订的当天就全部付清，要是每逾期一天，就需要缴纳 30%的高额滞纳金。
李艺（化名）是某股份行甘肃信用卡中心的一名律师，他具备 2 年催收业务经验。他觉得这类“反催收”机构所赚取的都是“智商税”。他还指出，客户实际上完全能够直接与银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协商，因为银行的主要目的是收回资金，通常通过协商是可以给予一定的延期或者减息的。
不过，他指出，对消费者来说，除了借信息差来“割韭菜”之外，最重要的风险在于法律层面。据他的观察，从去年起，很多平台会通过帮助客户制作“重病”“残疾”等相关的虚假材料，然后用这些材料与银行沟通免息分期的事宜。
记者因贷款逾期而与某“反催收”APP进行沟通。工作人员称，当下确实有几家消费类贷款机构在沟通延期事宜时，要求提供重疾证明。倘若客户的债务牵涉到这些机构，那么相关材料无需客户自行去操作，他们能够通过内部的一些途径来进行处理。另一家 APP 的工作人员表述较为直接，他们称会利用技术手段来制作相关证明，并且银行或贷款机构的审核通过率能够达到 100%。
事实上，这背后潜藏的法律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刑法》第二百八十条明确规定，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同时，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以及第一百六十七条，当代理人在其代理权限内实施法律行为时，该行为对被代理人会发生效力；而如果代理人知晓代理事项违法，或者被代理人知晓代理行为违法却未作出反对表示，那么他们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意味着，若反催收代理机构制作相关虚假证明材料，那么消费者需承担连带责任。
行业人士指出，客户所透露的大量个人信息是风险点之一。催收过程中需提供大量个人信息，像银行卡账号、查询密码等都在其中，并且还需阶段性寄送电话卡或设置手机呼叫转移。有些机构在结束“反催收服务”后，会把相关信息在市场上进行出售，以获取二次收益。
严厉监管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指出，他同时也是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总体来看，“反催收联盟”这类恶意逃废债行为具有一些特征，比如其运作模式呈现出“产业化”，宣传方式呈现出“网络化”，蔓延态势呈现出“扩散化”。
除会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损失之外，潜在的社会风险也不能被忽视。董希淼觉得，“反催收联盟”这类以及各种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广泛存在，已经在多个方面产生了不良影响。其一，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造成了破坏。其二，侵害了相关机构的合法权益。此类恶意逃废债行为，其目的在于少偿还或者不偿还应偿还的个人借贷。这种行为会导致金融机构和借贷平台的不良贷款率上升，从而加大了相关机构的经营风险，也影响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此外，还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此类组织会滥用投诉举报等权利，也会滥用信息公开、监管投诉等权利。它们会进行大量的恶意投诉，而且这些投诉还是反复的。同时，还会有虚假投诉。这些恶意投诉和虚假投诉挤占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对金融机构和有关部门的工作秩序造成了干扰。
在风险积聚的情况下，监管正在持续趋严。2022 年 8 月底，银保监会发布了一则通知。这则通知是《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投诉问题整治的通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非法代理黑产，并且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同时，要严肃查处那些以“征信修复、洗白、铲单、征信异议投诉咨询、代理”为名义进行行骗的不法分子，因为这些不法分子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大局。
2022 年 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在 2022 年 9 月之后。第二十五条明确指出，任何单位都不可以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相关服务，包括信息发布服务，也包括搜索服务，还包括广告推广服务以及引流推广等网络推广服务，任何个人同样也不可以这么做。
某互联网广告资深推广人士称，目前很多反催收机构把推广的主要战场转移到了 APP 应用商城，这与监管方面的变化有关。反诈法正式实施后，各大头部互联网公司陆续开始清理违规的“反催收”平台内容，并且加强了审核，对相关内容进行商业化推广进行了限制。很多中介机构无奈之下放弃了原来的广告推广模式，转而进军监管更难以渗透的应用软件领域。
近期以来，该人士指出，随着消费预期向好，消费贷变得盛行起来，确实有不少平台重新活跃起来。与前两年相比，这类机构的推广路径更加隐秘。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需要加大对消费者的教育力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类金融黑产继续在互联网上盛行。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