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与趋势：新媒介技术的影响与文学深度突破
【当代文学现场脉动观察】作者是叶祝弟，他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的编审，同时也是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现状和发展态势呢？在我看来，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媒介技术充分介入了，并且已经对文学生产、传播和评价的全流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文学观察增添了新媒介这个重要的维度。另一方面，文学不仅仅满足于在表面上进行拓展，而是持续在深度和高度方面寻求突破，对时代的需求和读者的期待作出积极且有力的回应。
小说《繁花》凭借同名电视剧的热播而迅速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被知晓和传播。图为电视剧的剧照，这是相关的资料图片。
1、“媒介”正在成为文学活动的一个关键性要素
创作的媒介化成为文学生产发生重要变化的驱动力量，能让创作活动进行跨媒介、跨产业链、跨时空的流转。新媒介与文学“通力合作”，催生了和平面媒介不同的叙事方式、书写方式和创作模式，还使创作的内涵、流程以及作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多模态、跨类型、混合文体不断涌现。创作者的表达形式和写作模式变得更为灵活，会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而持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加速了文学“出圈”，让作品能更好地展现出时代的生活现场和情感氛围。在这个过程里，媒介化促使原有的文本类型、叙事方式以及写作模式不断发生演变，同时新的创作方法和写作理念也随之产生。当代作家勇于借助新的媒介，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与文化创新。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过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分别是作品、世界、作家和读者。如今我们需认真看待媒介现实，要思考“四要素”是否有必要升级为“五要素”，把“媒介”纳入其中。媒介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媒介的变革以及读者的阅读方式和审美方式，将会反过来引领、促使文学样态发生变革。读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创作。作品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宛如一个枢纽，凭借自身的文学性将社会性和时代性关联起来，与历史、现实以及日常生活展开有效的对话。在新媒介时代，文学创作不再是单一方向的过程，而是双向乃至多向的过程。文学只有与历史、现实和未来充分激荡，才能重新激活自身的能动性，能够扩大边界，并且不断拓展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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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全面介入了，这成为当代文学生产新的风向。这不仅是文学图谱的变化，也是情感结构的变化，更是文学生态和文学观念的新变。新媒介语境下，有更多的普通人开始拿起纸笔，投身到面向自我的民族志式写作中。“写作人人可为”这一理念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他们的写作展现出自传体的特点，具有真诚性和真实性。这些写作提供了异质性的经验，风格质朴且清新。将门卫、快递员、外卖员、清洁工等群体纳入了文学的视野，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为整体文学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作家的姿态与形象正经历着新的变化。瑞士学者樊尚·考夫曼撰写了《“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书，他指出：当下的文学在迎合景观效应方面，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需要。作为作家，若想在文学界立足，就需在媒体前展现自己，证明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文学景观化是文学生产跨界融合的产物，这表明文学的影响力已超出文学领域，进入不同文化价值链、产业链和公共文化生活。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能够“出圈”，一方面是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相互成就的结果，另一方面短视频传播也产生了极大的“破圈”效应，并且背后的一整套生产逻辑和传播逻辑都在对既有规则进行改变。通过景观化，文学资源能够持续转化为共同情感、创意体验以及审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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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文学不断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
新媒介语境之下，当代文学呈现出更加鲜活且富有生机的状态。作家的创作既没有停留在表面，也没有专注于“小打小闹”，更没有彻底迷失方向。他们持续地寻求新的可能性，朝着深处去发掘，向着高处去攀登，始终坚持以作品来立身，努力为读者提供更充足且丰厚的精神滋养。
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何谓中国”的文学讲述正形成一种连绵不断的写作现象。《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这部作品，是作家对历史、当下和自我的深刻探寻；《北纬四十度》也是如此；《上河记》同样如此；《西高地行记》亦是如此；《西行漫道》也是这般；《汉水的身世》也不例外。这些作品都是作家自主开展的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他们在远山和近水之间努力去触摸历史，努力去感悟现实，尽力让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为雄伟的存在相连接。壮游是一种关于思想和文化的行走，尽管这种行动是个体性的，但作为作家、文人、学者的行走，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以及文明意义。当代作家通过行走去触摸中华文明的肌理，在行走过程中重新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他们寻找新的山水精神以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接着在与当下的对话中重新构建了意义世界。
当代文学在内容方面更擅长关注宏大的时代命题，其视野也更加开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作家们所喜爱和关注的题材范畴。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当下鲜活的现实进行充分的交流与互动，从而展现出新的强大生命力。当代作家自觉肩负起自身使命，以适宜的方式把“传统”引入“时代”，把经过转化的传统引入当代生活里，让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鲜活的一部分。“虚拟现实”虽已在我们身旁环绕，然而作家们却自然而然地回到我们的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中去寻觅源流、支点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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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味辨物、以味论道，这是他们探索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英国学者胡司德在《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庖丁》中写道：“几乎没有哪种文化比中国文化更注重食物的准备和食用。这种对食物的痴迷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体现了中国人的敏感性以及他们的一般生活方式：人类文化通过品尝与消化来体验和解释世界。”
蒋韵的《北方厨房》呈现了一个“我食故我在”的日常世界，是以味觉来呈现的；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也呈现了这样一个日常世界，同样是以味觉来呈现的；葛亮的《燕食记》同样如此，也是以味觉来呈现一个“我食故我在”的日常世界。同时，这些作品都寻找到了一条深入中国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秘密通道。这样的创作一直持续着，呈现出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视野。在现代与古典、个人与历史相互交织、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味道”为核心的新古典叙事。在长篇小说《燕食记》里，葛亮借助“味”，以一种温和且潜移默化的方式去重建文化传统以及日常生活的哲学。“味”是无形的，然而它能够将历史的纵深感勾连起来，还能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联系。与此同时，“味”自身变得可以被触摸和感知，最终具备了形状和分量，从而建立起一个充满情感的世界，并且把中国人的生命观彰显了出来。
“味”在文学领域的回归，实际上向我们发出了提醒。在这个不断加速的时代语境里，我们的感受力需要借助“慢生活”来得以恢复。我们要努力回归到日常之中，既不陷入庸常，又能在“远方”与“地方”之间，以及“味”与“道”之间，保持个体那灵敏的感觉。“味”充当了个体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的一个通道。谢冕的散文集《觅食记》开篇表明：“吃饭喝酒属于味觉方面的享受，重点在于味道。”味道代表着一种观点，优质的美食应当有味道、饱含味道、尽显味道，坚决排斥没有味道。然而，文章在谈论美食、味道的时候，难道不是在谈论人与世间之事吗？其目的不只是品尝美食，也不是所谓的“言说宴饮的道理”，而是“恰当的感受”。味道，就是“对人生的一种境界的追寻”。
从书写空间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都展现出了新的景象。城乡问题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根本问题，在城乡文明融合的背景下，新乡土叙事致力于构建日常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当下的中国乡土文学，更多地是在城乡文明的双重结构中被理解的。除了“向城涌进”和“在城望乡”之外，当代乡土文学将重点放在了“城乡融合”上。可以说，作家已经察觉到城乡融合语境中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这使得乡土文学展现出了新的面貌与姿态。对于城市文学来说，如今的作家花费精力去书写城市传记，其实是在为城市探寻传统秩序，梳理历史的脉络，让“城市”在作品中成为主角。一部城市史，既属于现代文明史，也属于现代心灵史，而城市传记的书写就是要将其留存下来。这样的传记存在虚构情况，不过大多都在追求合理性与自洽性，进而带来了另一种全新的真实。更为关键的是，在作家的精心串联下，零散的城市历史有了鲜活的内容，杂乱的城市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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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代作家一方面持续回到常识世界，接着重申把常识与人性当作写作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乐于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走向野地，融入天地之间，与历史进行对话，展现出面向传统、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写作姿态。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04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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