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1940年逃亡美国经历：从颠沛流离到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这位犹太逃亡者发现，自己在这异国他乡不仅不被人知晓，甚至要找到一份能满足温饱的体面工作都几乎没有希望。待他去世五年之后，这本回忆录的英文和德文版同时出版。这位老人是米塞斯（von Mises，1881 - 1973）；这本书是《米塞斯回忆录》。《米塞斯回忆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 1881 年 9 月 29 日在奥匈帝国的伦姆堡出生。他是贵族，也是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语地区，倘若同时具备这两个标签，那么此人的一生往往会命运坎坷。1900 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1906 年，他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他在此期间阅读了奥地利学派奠基者卡尔·门格尔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其研究兴趣开始朝着经济学方向转变。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米塞斯踊跃参与由门格尔的杰出弟子、曾三度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欧根·冯·庞巴维克所组织的研讨班，并且成为了主要的参与者。1909 年，米塞斯开始在维也纳商会工作。一直持续到 1934 年。1912 年，米塞斯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货币与信用理论》（德文版原书名为《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现代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的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是米塞斯影响最大的时期。在学术工作领域，因为对货币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并且能对世界性经济危机进行精准预测，所以米塞斯的名声广为传播。甚至连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 ）都不辞辛劳地从千里之外飞到维也纳，参加米塞斯组织的私人研讨班。在社会工作方面，米塞斯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其一是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其二是尽力遏制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然而即便如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米塞斯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圈外人。在学界方面，维也纳大学对他紧闭大门，他只能以无薪讲师（之后晋升为无薪水的编外副教授）的身份进行授课；在政界方面，作为时常给政要提供建议的非正式顾问，米塞斯的正式身份实际上只是商会书记办公室的一名小职员。1934 年，米塞斯察觉到政治形势愈发严峻，于是接受了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职，离开了居住了将近四十年的维也纳。1938 年，纳粹军队进驻维也纳的那个晚上，米塞斯的住所遭到了查抄。在法国沦陷之后，米塞斯最终采纳了他妻子的建议，移民去了美国。
如本文开头所讲，米塞斯刚到美国的时候经历了一段比较阴郁的低潮时期。一个年龄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他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并且还得依靠自己的学生以及朋友来接济生活，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算得上是极为致命的打击。然而米塞斯并未停止努力。大约从 1943 年起，他身边又开始有一批新的学生、好友以及仰慕者聚集起来。与此同时，纽约大学的工作和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工作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米塞斯重新振作起来，把维也纳的私人讨论班传统带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地下室，也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带到了美国。他享年九十二岁。
米塞斯。
学界对于如何评价米塞斯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的情况。在奥地利学派学者的心目中，米塞斯被视为“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同时也被称作“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无论怎样去强调他的重要性都是不过分的。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好友兼同事。哈耶克将米塞斯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领域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刻且广博，“甚至连亚当•斯密都难以企及；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大思想家”。在奥教分子眼中，尤其是那些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却热衷于意识形态和立场斗争的奥派粉丝，他们觉得米塞斯就如同上帝那般。社会科学理论在米塞斯这里达到了极致的完满状态，“人的行动学”被视为当下人类智识水平无法超越的巅峰，任何对米塞斯理论的质疑都被当作是异教徒恶意的攻击。但是在主流学界的另一方面，米塞斯处于不被人知晓的状态，甚至还拥有不太好的声誉。在大多数正统的思想史教材里，根本找不到米塞斯的身影；一些经济学专业人士仅仅知晓有米塞斯这个名字；即便偶尔有少数教材提到米塞斯，说得最多的也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并且基本上是沿袭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 Blaug）的观点，认为在那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论战中，米塞斯是输家。该论断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央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后期呈现出全面衰退的这一事实。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公允地讲，米塞斯的贡献至少有三。其一，他以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Knut ）的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把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缺失的那章给补全了，他把货币纳入到庞巴维克的“生产过程理论”里，并且沿着维克塞尔的步伐，去解释看似是中性的货币为何会产生出非中性的效果。米塞斯首次运用效用理论去证明货币的本质，并且阐述了企业的投资决策、银行的信用扩张以及政府的货币政策等这些因素是怎样导致社会系统性的经济波动的，以此为宏观层面的商业周期理论构建起了微观基础。其二，坚持用动态的方法去处理现实世界的经济事态，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对竞争性市场进行理解。米塞斯认为，竞争性市场的本质在于，每一位有目的且理性的行动者，是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之中，如何去有意识地发现“盈利机会”的这一过程。米塞斯反对新古典的静态均衡概念。他认为不存在客观意义上的资源最有效配置。只存在某种短暂的“休憩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进一步的交换来改善自身的境况。计划经济计算之所以注定失败，正是因为它试图以一种机械的最优化方式来配置资源。“价格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以及各类市场规则与市场本身并不相同，它们仅仅是行为人用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工具。另外，米塞斯是最早在经济学领域提出博弈思想的人。米塞斯在解释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时清楚地表明，借助市场价格所传递的信号，能够使行为人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把他人的决策也考虑进去，进而达成人与人交往行为的自发协调。二十年后，他的学生摩根斯坦（Oskar）与“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一同合作撰写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将博弈理论正式引入了经济学领域。
到现在这个时候，上述的那些贡献早就被现在的经济理论给吸纳了。不管主流学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思想其实最开始是米塞斯提出来的。
撇开特殊的时代因素不说，米塞斯这种被主流学界排斥的状况，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性格。米塞斯往往给人留下刻板、严苛以及教条的印象。韦普肖特笔下的米塞斯呈现出挑衅式的模样，他鼻子长，性格自恋且难打交道，还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到了晚年都没搞清楚当年在“朝圣山学会”会议上，米塞斯为何要怒斥他是“社会主义者”；就连米塞斯的嫡传弟子有时也会战战兢兢，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会让米塞斯勃然大怒，甚至好多年都不再与他们交谈。
主流经济学界对米塞斯著作中那种异样的执着心生厌恶，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许多支持经济学学科的非意识形态、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并不喜欢他充满感情的风格。所以布劳格毫不讳言，米塞斯“后期关于经济科学基础的作品”是“如此古怪和奇特，以致我们怀疑是否有人已经认真地对待过它们”。在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看来，简而言之，米塞斯的经济学完全不符合现今的学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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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著《货币与信用理论》。
如果我们对米塞斯思想的背景不了解，就始终无法知晓他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缘由。而《米塞斯回忆录》正好给予了这样一个契机。在这部回忆录里，米塞斯很少提及自身的私人生活，而是竭力向世人展现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使我们能够借助米塞斯自己的剖析去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世界。
面对必然会到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以何种方式生活呢？这是一个与性情相关的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期间，依照惯例，选取了维吉尔的一句诗当作我的座右铭，即不要向邪恶屈服，要鼓起更强大的勇气，继续与之进行对抗。在战争时期那些最为黑暗的时刻，我回忆起了这句诗。我曾多次陷入绝境，面对那样的处境，理性的深思熟虑根本起不到作用；然而，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救赎也随之而来。即便到现在，我依然没有丧失勇气。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做的所有事情。我不会厌烦去讲述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整部回忆录中最为扣人心弦的一个段落。从这段内心独白中，我们好似能够触摸到米塞斯那潜藏在倔强外表之下的脆弱灵魂。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为何要用一种近乎殉道者的方式去进行思考以及去展开战斗。
一些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遗忘米塞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自我放逐。米塞斯似乎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完全视而不见。这种评价不能说是不公平的，但仅仅道出了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米塞斯始终在拒绝二战之后经济学研究的转向。他对运用数学方法工具的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概念清晰度与深度的关心；他对经验的可预期能力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理论本身“理解”的重视；他对政府积极的、用心良苦的经济管制政策可靠性的强调，要远远重于对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的规律的强调。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与之相应，知识生产从以往的手工作坊模式转变为工厂流水线模式。这种转变的优势显而易见，但也存在弊病。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它消除了个性化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知识异质性。在当今世界各著名学府中，“标准化的”学术生产线，将大批潜在的天才头脑变成了工匠木脑。
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按照当前标准化的学术考核程式，必须做到学以致用并且关注现实。如果做不到致用，那就需要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要是连方法创新都无法实现，那么就可以在形式上搞些创意，以此来博取眼球。
于是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发展显得光怪陆离。应用学科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像道士下山那样，小的方面可以成为顾问，大的方面可以成为国师。少数派躲在象牙塔中，孜孜不倦地搜罗各类自然科学“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从早期的数学、经典物理学和生物学开始，一直到热力学、量子力学和脑科学等。甚至活体实验、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也都被他们收录其中。他们希望在理论上能够有所突破，但却完全忽视了数学、物理学背后的抽象逻辑，更不顾及自然世界法则和人类社会规则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最不济的情况是可以走网红道路，去做明星学术。比如，不谈论“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是去讨论“毒贩子为何要和老妈住一块”；不关注“需求和偏好”，而是关注“失足妇女如何对不同人种的嫖客定价”；或者干脆不顾众人的反对，去证明大众常识（sense）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错误的，尽管我们也能用同样的方式证明专家错得更多、更离谱。
这种趋势把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着重强调纯粹且普遍的真理”转变到了“仅仅只是对现象进行描述”。李约瑟之问曾需深究东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今学者却沉迷于描述气候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红薯对农民起义的减少作用、土豆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等，并且认为前者这类定性分析意义模糊、缺少证明，不“科学”；而后者量化分析更为精确，有数据且经过规范计算，所以是“科学的”。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所谓强调诸多外在因素的定量分析，只不过是曾经的“地理决定论”的更新版本。倘若人类社会的发展仅仅是在形形色色的外在因素摆布之下产生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又有什么差别呢？人和棋盘上的棋子又有什么差别呢？更何况按照这样的推论，适应能力极其强大的“小强”，难道不是早就应该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淘汰人类了吗？
米塞斯与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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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可量化的现象描述，使得经济学在充满无比复杂的数学公式、图表和计量分析的情况下变得浅薄。世人即便再无知，也不会认为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停止西进是因为基督徒的国王娶了穆斯林妻子；大饥荒起始于革命后代谋求晋升机会，又终止于个人生理健康方面的原因，即体质差的人都死光了；从河流支线的数量来估算城镇数量这种做法，数百年前配第（Petty）爵士在数伦敦城烟囱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他是用烟囱的数量来估计伦敦的城市人口数量。
米塞斯认为，没有比“经济学家的最低标准就是必须能够辨别种种谬误，并给予决定性的反驳”更荒谬的了。因此，不论世界学术潮流怎样变化，个人生活如何波折，在他商会的办公室里，在街边的咖啡馆中，在阴冷潮湿的曼哈顿地下室里，米塞斯一直都在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当四周无人愿意倾听时，他默默地把这件事记录在回忆里。他在思考，你到底愿意为真理，也就是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米塞斯一生只告诉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要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这里的“正确的知识分子”，不是进行价值判断，也不是做道德评价，而是意味着知识分子唯一的职责是追寻世间万物背后的恒常，并把它们说清楚。
米塞斯对人类思想作出的最大贡献，实际上是他的那一套方法论原则，而到现在这些原则仍被主流学界所排斥。
米塞斯的方法论被称作“极端先验论”。他主张经济学以及关乎人类行动的整个知识领域都具有先验的性质。在这方面，哈耶克甚至都不能赞同米塞斯的这种立场。人之所以能超越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原因仅仅在于人能够思想并将思想付诸行动。对米塞斯而言，从思想到行动的所有环节皆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即人类心智所能会通的只有一种逻辑，同时也只有一种为人类共同理解的人的行动方式。逻辑既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方式，正如“逻辑借着我们影响世界，或者世界借着逻辑影响我们”。所以，逻辑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这里的游戏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生来就在这个游戏之中，只要活着就必须参与下去，并且逻辑充塞世界、现实以及生命。在此意义上，有关人类行动的科学的责任，在于审查个人所要达成的目的与其采取的手段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这种逻辑一致性先于任何的经验范畴。
米塞斯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其本质是将休谟法则（Hume's law）与现代逻辑相混同，并非单纯的“新康德主义”。按照休谟法则，“实然”是推不出“应然”的。即便我们观察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了亿万次，也不能绝对地断言从今往后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仅仅依靠经验资料和数据分析，我们是无法获得可普遍化的真理的。一方面，现代逻辑由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变而来，历经莱布尼茨、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等，一直到哥德尔（Kurt Gödel）才发展成熟。它规定了人类思维的一般形式，凭借此形式，我们能够跨越各种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以及意义世界的阻隔，直接言说人类社会千变万化表象背后一般性的东西。
所以，米塞斯如同古典经济学家萨伊（Jean - Say）以及西尼尔一样，强调经济理论需建立在能被理性存在者所公认的一般事实基础之上，而非为获取特定结论而随意设定的假设之上。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体系里，这条一般事实被简化成了这样一条公理：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拥有目的，并且会为了达成目的而采取行动。
如果一般性事实是正确的，并且所作的命题推导也是正确的，那么得出的结论在逻辑意义上必然为真。此时经验材料的作用在于辅助我们去认识一般性事实及其结论。倘若经验数据与理论相契合，那就只是举例性地显示出该理论在特定经验范畴内得到了验证。反之，倘若理论与经验不相符，我们也不能直接断定理论出现了错误，除非我们能够证伪该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星相学家观测星空历经千万年，却无法归纳出“日心说”；苹果从树上掉落自古有之，然而只有牛顿道出了“万有引力”；引力波实验失败了长达六十年，却不能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
分析性的事实在任何状态下都能被理性存在者接受。就此而言，米塞斯的经济学一直不使用数学公式且否定实证方法，然而它却比那些标榜运用“科学方法”的主流经济学更接近科学。那些以学科规范为名义、坚持僵化主流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像是把“老祖宗的东西丢不得”常挂嘴边的教条主义者。那些所谓的实证量化分析遗忘了休谟法则，背离了现代逻辑，这反而使得经济学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
从各个方面来看，米塞斯都像是一个老古董。他的古老程度，只有在斯宾诺莎磨镜片时所展现出的那份坚毅与执着里才能够寻觅得到。然而纵观历史和现今，他们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他们在向我们传达：知识分子并非神棍，不会故弄玄虚地去预测未来；知识分子也不是跳梁小丑，不会标新立异地所谓创新。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就是去追寻繁杂世界背后那永恒不变的真义，并且尽自己所能将其展示给大众。米塞斯以一生为代价达成了这一情况。在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坚信，在当下这个时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存在。
经济知识本身是人类文明结构的基本要素。它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最近几个世纪中所有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成就的基础。人们能否妥善利用由经济知识提供的这一丰富宝藏，取决于人类自身。但是如果人们不善加利用，并且轻视其学说和警告，他们就无法消灭经济学；而将会被消灭的，是社会以及人类自身。
本文于 2016 年 8 月 21 日刊载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其原标题为《米塞斯：做一位正确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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