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书籍与畅销小说：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带你探索阅读选择
在生活里，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疑问：是应该读经典书籍呢，还是读最近出版的畅销小说？当然啦，比较理想的答案通常是“两者都读”。然而，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我们就需要做出抉择了。我决定读一些关于读书的书，目的是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中有一本书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它非常发人深省，那就是哈罗德·布鲁姆（Bloom）的《西方正典》（The Canon）（1994 年）。
哈罗德·布鲁姆是个有趣的人物。也许有点可恨，但确实很有趣。
他把女权主义批评家称作“憎恨学派”。这可不是个好的称呼。不过别停下阅读，多给我一些话，让你相信他值得你关注。其一，必须得承认，他所批判的那种女性主义阅读类型确实很徒劳。像伊莲·肖沃尔特一样，这些批评家只专注于阅读政治，最后却把美学给忘了，还遭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批评。女权主义理论从此改变了，不再这样称呼。
最重要的是，哈罗德·布鲁姆博览群书且学识渊博。他属于资产阶级精英这一群体，他自身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依据一套独特的价值观来界定经典。然而，他所说的并非毫无价值，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在文坛中也得到了较高的评价。那么，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正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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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认为，“正典”界定了一组不朽的作品，这些作品彼此关联，从它们诞生起就主导着西方的文化生活。简言之，尽管《源氏物语》是一部极为优秀的作品，但它不属于西方经典范畴，原因是它在西方未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去改变其美学价值。“经典著作是不朽的”这一观念源自彼得拉克，且由莎士比亚加以发展。布鲁姆把作者所认可的“世俗经典”的出现追溯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那个时期是敏感与崇高的终结。
布鲁姆指出存在规范化实例，这些实例构成一系列清单。例如在网上能看到的那些被称作“你需要阅读的 50 本最好的书”的列表等。虽然它们中的多数可能没什么价值，但它们创造了清单，以其自身的方式，它们就是经典。
哪些书应该被列入“正典”？
布鲁姆认为，只有符合审美标准的书才能够进入经典的行列。这只是部分正确的。当然，人们必须在第一个标准里加入“可读性”这个概念，因为一本书只有在能够被真正阅读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奉为经典。所以，阿拉斯泰尔·福勒提出了“可读经典”的概念。布鲁姆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经典化不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于人们仅仅能够从一种审美力量那里获得经典，而这种审美力量能够依据对比喻语言的掌握、具有独创性、具备认知力以及小说的丰富度等方面来进行衡量。
从美学角度而言，“一种陌生感，一种无法被同化的原创模式，或者以一种能让我们不再感到陌生的方式同化我们”，这会使一件作品成为经典。所以，布鲁姆把但丁的作品定义为“一种我们始终无法完全吸纳的陌生感”，而莎士比亚更倾向于发展出“变得极为熟悉以至于我们对其特殊性视而不见”的陌生感。
他写道：“在有力的作品里，存在着冲突。”“在有力的作品里，存在着矛盾心理。”“在有力的作品里，存在着主题和结构之间的矛盾。”布鲁姆将其称之为“影响之痛”的现象使经典永垂不朽：“每一个强大的文学创作，都建立在一个创造性的误读错误之上。”“每一个强大的文学创作，也会曲解一个先驱者的文本。”
因此，阅读前兆文本成为新创造的基础。一个新的隐喻通常以另一个隐喻为起点，并且是从对那个隐喻的拒绝中构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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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深爱着莎士比亚，然而他承认，在莎士比亚的首部戏剧里，他所塑造的人物是在模仿其最大的竞争对手马洛。所幸的是，他之后解放了这些角色，让它们变得更为微妙。这些问题数量众多，以至于对于所有追随莎士比亚的人而言，“莎士比亚依旧是个谜题”。
为什么要读“正典”？
在这方面，布鲁姆的态度十分明确：读荷马和但丁的作品并不能让我们成为更优秀的公民，原因在于“艺术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所有的坏诗都是真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必要对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进行区分，文化理论侧重于通过文学作品来寻找和弥补社会不平等，而文学理论则是精英主义的，并且宣称自身为精英主义。
因此，布鲁姆认为，审美原则不该依据社会冲突，而应依据“个体自我”。但丁和弥尔顿不会为政治目的舍弃他们的诗歌；若我们从非文学角度关注他们的诗歌，用诗歌确定原因就是恰当的。布鲁姆辩解道，他们的写作“形式比任何社会程序都更为广泛”。简而言之，我们绝不能因经典著作所体现的道德价值观而受到鼓舞，因为我们担心会被转化为“自私的怪物”。然而，艺术一方面在于“增加一个人的个性本质”，另一方面也在于允许“正确使用孤独”。
这些看法都针对经典且较为保守。然而布鲁姆的论点表明，经典的定义就是如此：经典具有保守性，其是通过回顾过去得以建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知晓过去正在注视着自己才得以建立的。布鲁姆并非在说西方经典比东方经典优越，他只是觉得我们的文化是依据一种极为保守的机制而形成的，我们应当承认这一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阅读源自不同文学传统的书籍；在这个时刻都在变化的世界里，或许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古老的文化影响——然而，我对此存有疑虑。
然而，我认为布鲁姆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件艺术品的特殊性，就需要了解艺术家在构思它时的设计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阅读西方经典不同阶段的书籍，能够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开放思想。你会理解莎士比亚对彼得拉克的重新塑造，霍桑从莎士比亚那里获取灵感的方式，以及这对海明威的影响，还有这对《权力游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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