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928 发表于 2025-3-10 17:47:06

17世纪前欧洲的原始宗教社会与大清文化影响力的历史探讨

欧洲当时较为落后。大清驻法公使撰写了《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乾隆的诗集在法国受到热烈追捧。耶稣会会长承认西方音乐和乐器源自中国。

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发展顺序为:

是的,在17世纪以前,欧洲是原始的宗教社会。

那时的欧洲社会与哲学没有关联,与科学没有关联,与艺术也没有关联,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代表高等知识的诸多高等学府,也不可能产生代表高等教育的诸多高等学府。

【关于哲学与科学】

吴国盛在《“科学”辞源及其演变》(《科学》2015 年 06 期)这篇文章中进行考证后得知,法文、英文、德文里的哲学一词都为“(ie)”。

在 19 世纪之前,这个词的含义为“知识”。如今人们所理解的是“哲学”,而非此词在那时的含义。

19 世纪起,“”开始分化为“”和“”,“”代表“哲学”,“”代表“实证哲学”。自此之后,“”才专门指“哲学”。

19 世纪中叶,“ ”发生了再次分化的情况,从中衍生出了自然科学( 【 科学】)以及历史科学( 【 科学】)。

正因为如此,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中才会说:

以往全部的哲学中,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得以独立存在,这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而其他的一切,都被归入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当中去了。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该页为第 364 页。

哲学中,除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得以保留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被划归到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范畴了。

19 世纪晚期,有一个音译词出现并取代了另一个词。这个音译词来源于汉语“三思”,它成为了“自然科学”。

20 世纪初,一个新被创造出来的词汇“社会科学”在文献中正式取代了“历史科学”。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 18 世纪以前,欧洲不存在所谓的科学。

18 世纪使人类从基督教导致的分裂涣散状态中实现了联合与聚集;这是人类在迈向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迈出的一步;然而,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依然是片面的,并且仍陷于矛盾之中。

18 世纪将过去历史上一直零散且偶然出现的成果进行了综合。它揭示了这些成果的必然性以及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和筛选后,彼此之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由此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完成。一方面,它们和哲学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它们和实践也结合了起来。

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

自然的认识有其自身的科学形式,这种形式在 18 世纪才出现,有些部门出现得更早,早几年。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其页码在第 17 至 18 页。

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教授、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包华石(),经过多年对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的研究。他跳出了那种中西文明对立的怪圈,同时也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误读。他认为:

某些被标榜为“先进”的观念,不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或专属的。当我们仔细追溯西方思潮火种的起源时,就能够发现,在启蒙的种子当中也有中国的那一份分量。

“我要做的就是从客观的历史出发,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

包华石凭借两本著作,分别是《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以及《纹样与人物:古典中国的装饰、社会与自我》,在 1993 年和 2008 年这两个时间点,两次获得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很有名望的“列文森奖”。此外,他还有著作《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等。

包华石曾明确地说:中国的知识资源给予了许多西方的现代观念以启发。(详见:《南方都市报》2022 年 7 月 24 日)

17 世纪,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断努力,之后欧洲便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东学西渐”。

在这一过程里,西方接收到的东西,都是从华夏运回去的那些包含着知识、科技以及文化且篇幅较大的书籍等。

在语言不太精通的时候,要将这些大部头全部深入地去理解,并且把它们融会贯通,这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事情。

其实,19 世纪时,西方对从华夏翻译过来的各类文献仍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对于极限、无理数、无限、负数、四则运算等概念和含义不能彻底领悟。

一方面存在语言隔阂的问题,另一方面存在文化土壤的问题,再者西方的语言体系在建立、统一以及成熟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学西渐之后,西传的知识被欧洲人拿来当作指导思想和武器,凭借这些来破除西方的宗教迷信,使得社会思维逐步朝着理性化、复杂化、条理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对于更为深层次的知识,像对系统性的学理层面的理解,西方即便花费数百年的时间,也仅仅能够做到知道是这样,却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这种情况类似阅读文言文。也许每一个汉字都能认得,然而对于所表达的文意却全然不理解。

【表音文字变化太快,缺乏累积功能】

很多人跟随西方进行鼓吹,声称语音文字极为优秀且极为动听,这实在是“夫子走一步,他也走一步;夫子快走,他也快走”,将错误的观念不断传播开来。

西文作为表音文字,这种二维文字从诞生开始就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其基本词汇和涵义的变迁速度相当快。

这么说的话,或许未必能够真正理解。然而,如果把 18 世纪的英文,随意选取几篇拿给现今的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看,那么就会明白的。

仅仅过了两三百年,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以前的英文。

有人表示不服并提出反对,称 17 世纪的内容能够看得懂,并且还贴出了 1611 年詹姆斯一世钦点版的《圣经》。可惜,他拿错的所谓证据出现了漏洞。英国第一本英语词典《约翰逊词典》是 1755 年才出版的,该词典有 4.5 万个单词,不仅与康熙词典中的词汇一一对应,数量还相等。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词典,书面语言也尚未形成。那么,请问这詹姆斯一世钦点的《耶经》是用什么编出来的呢?

这位网友或许根本无法明白,仅仅一个岛国是没有办法创建一整套宗教文明体系的。

他晒出了 1632 年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内容。其中有瑞典军人誓言的英译(局部)。就如同前面所说的道理一样,没有书面语言的话,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位网友还晒出了年代更为久远的资料,1471年。

https://img0.baidu.com/it/u=491986364,2646952506&fm=253&fmt=JPEG&app=120&f=JPEG?w=500&h=632

据说,这是莎士比亚的手稿,看得懂吗?

到了今天,现代英文要准确理解传达的词意,还必须借助音标。

使用音标后,表音文字就不用进行改变,能够保持其字母组合不变,也能保持其文字不变。

如果不使用音标,表音文字会随着发音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并且其字母组合也需要随之改变。这样一来,后代的人就无法读懂前代人的文字了。

根据文行先生的研究,西方创造音标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

从表音文字可释读的角度看,以英文为例,大约需要三百年;要是从 19 世纪末音标革命开始算的话,时间就更短了。

西方为了找到自身的源头,于是有意编造出了古希腊以及古埃及的历史。

1987 年,《黑色雅典娜》出版,该书批判古希腊伪史。出版后,在西方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它还获得了西方古典学界的肯定。1989 年,美国古典学界专门在其年会上举行专题会议来讨论《黑色雅典娜》。1990 年,该书获得了美国图书奖。

2009 年,复旦大学的历史学系主任是黄洋教授。他还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并且拥有伦敦大学的古典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希腊史。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对古典希腊伪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

文章名为《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可在《中国社会科学》(京)2009 年 2 期找到。其英文标题为::as a。

黄洋教授指出:古典希腊是想象出来的希腊;古典希腊是理想的希腊;古典希腊是用于阐述现代性的虚构;古典希腊是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传统;古典希腊是和启蒙精神相合的世俗的、理性的传统,这是现代性的奠基神话。

【西方文化艺术的东方源头】

哈盖尔进行了考证,钱德明(Jean Amiot,1718—1793 年)也进行了考证,他们先后考证出:

西方音乐和最早的乐器,据说最早始于毕达哥拉斯的西方音乐与乐器,其中还包括《荷马史诗》里的音乐和乐器,它们都来源于中国。

详见:在中国,1962 年的某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页码为 176 。

这个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可不一般。他担任在华耶稣会的最后一任会长。他还是乾隆的首席翻译。他是把《孙子兵法》引入欧洲的第一人。

钱德明,其字为若瑟,别名是钱遵道。他于 1718 年在法国土伦出生。1737 年,他加入了里昂的耶稣会。1750 年,他来到了中国。抵达澳门时,乾隆已经听闻了钱神父的学识,于是下令让他进京。次年的 8 月 22 日,他进入了北京,并在朝廷供职。

钱德明在北京居住了 43 年。在这期间,他除了从事传教工作之外,还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之中。

他学会了满文和汉文。他将中国的历史知识、语言知识、儒学知识、音乐知识、医药知识等各方面的内容介绍到了法国。这引起了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些译介工作中,最有价值的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 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 6 部中国古代兵书。

钱德明凭借自身在满汉语文方面的深厚功底,依据一部满文手抄的《武经七书》,同时对照汉文兵书,开启了翻译工作。

1772 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中的第二部是《孙子兵法》。

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发了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称,他在《孙子兵法》中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呈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这些评论者还建议,将这一“杰作”当作“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廖世功,1877 年出生,1955 年去世,号叙畴,是上海嘉定人。他曾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留学于法国政治科学院并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后,他考授为法政科举人。在职业生涯中,他历任学部主事、北洋洋务局帮办、欧洲留学生监督等职务。还曾担任驻法国巴黎总领事,兼任驻比利时公使,同时负责德意志在华侨民的遣返工作。

廖世公著有一书,名为《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

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到,法国名将拿破仑曾读过《孙子兵法》。

廖世公担任过驻法公使。他在法国政界有许多朋友。他在法国军界也有许多朋友。他的这种说法恐怕不会是没有根据的。

拿破仑于 1779 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 年,他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他从该校毕业。在 18 世纪 80 年代的头几年,《孙子兵法》的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瞩目。

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获得了法国国王的许可,将《孙子兵法》再次出版,且此次是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出版。

您看,大清驻法大使廖世公知晓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他那个时代在欧洲留学且在欧洲工作,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难道不比后来的人更清楚吗?

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中,有马萨诸塞 - 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所写的词条。该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然而公知们常常装作看不见。

埃里克·海特在《中国式现代主义》这篇文章里指出:

“现代主义”这个词在西方属于舶来品。英国 - 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等方面,对东亚有着深深的亏欠,这体现了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

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是《亚洲塑造欧洲》。这部成果以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这些倾注促使了我们今天所称的“现代西方”的形成。并且,这个形成过程主要开始于 17 世纪后期。

在《东方的启蒙运动》里,克拉克(J.J.)持续进行那项研究,也就是现代早期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方面的研究,这部分是以雷蒙·史华伯( )的《东方的文艺复兴》为基础的。

克拉克教授的书明确指出,伏尔泰曾说“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并且该书还表明,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的著作产生了构建性的影响。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中国哲学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刘教授在《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这本书(Yu Liu:Seeds of aEden,2008)里揭示出:

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在许多方面,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英国及欧洲的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也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

刘教授认为,“中国风”在 18 世纪席卷了欧洲。然而,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所影响,被淹没在了“东方主义”之中。这导致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事实被掩盖了,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方面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

她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是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开始的。这种移植逐渐扩散开来,进而转变为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并且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中得以体现。

中国的审美呈现为有机形式。它包含着不规则的部分,还有更自由的元素,以及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这种审美对沙夫茨伯里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之后,这种审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中得到了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有着中国源泉这一情况,促使我们要对西方文艺谱系进行重新思考。我们察觉到自己正在将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到中国。

请见 Mark 和 Matt 所著的《 》,由 Press 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页码在 677 至 679 页。

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采用了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西方文学中首次出现,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中的“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在讲述自己的命运,包括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也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这些都被包含在那时尚的“中国盒子”之中,并且盒子镶嵌着特洛伊的情况。

详情请见:Barry 所著的《Theof-- in theAge》,该书由 2 出版社于 1996 年出版,页码在 96—97 页。

西方人所说的“中国盒子”,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套匣,它是分层次的。每一个结构都被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种创作手法对于西方而言是从未听闻过的,它展示了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且复杂的包装方法。

https://img2.baidu.com/it/u=1772283411,731064396&fm=253&fmt=JPEG&app=138&f=JPEG?w=500&h=666

在中国文学里,司空见惯的中国盒子这种表现手法,既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又在 17 世纪就被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

在欧洲文学领域,中国盒子的结构被用于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指小说和戏剧中那些复杂且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来展现人物和事件,从不同的视觉角度呈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像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 1818 年创作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的《纸牌的秘密》以及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还有很多其他明显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比如德莱顿,还有蒲柏,以及麦克弗森等。布莱克也在其中,济慈同样如此,司各特也不例外……另外,华兹华斯的《序曲》是这样的作品,现代版的《暴风雨》如同这样,《凤凰与斑鸠》也是如此,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也是如此。

圣母大学的教授大卫·K. 表示:雪莱在 1818 年对柏拉图的《会饮篇》进行了翻译。并且,他对书中的诗人进行了重写。

(R.:指向、出版社、2011 年、第 xi 页。)

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ren Aabye ,1813 - 1855 年)也对整个《会饮篇》进行了重写。

Jon 以及他的,在 2003 年,第 317 页。

再给大家举一个乾隆的例子。

乾隆八年(1743 年),乾隆首次进行东巡。他抵达盛京(沈阳),在此谒陵祭祖。当他到达盛京故宫大政殿时,诗兴涌起,写下了《御制盛京赋》。

乾隆的文笔真实水平,大家想必都有所了解。十全老人一生作诗,据说有 41863 首之多,而脍炙人口的却几乎没有。

大多是即兴口授的,或是随笔所写的,由大臣抄录下来。但到现在,能够广为流传的几首也没有。因为无论是从思想内容方面,还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来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只有一首《飞雪》曾上过小学语文课本:

一片一片地飘落,两片三片地落下。四五片地纷扬,六片七片地飘舞。八九片地纷飞,最终飞入芦花丛中便不见了踪影。

1770 年,《御制盛京赋译著》在巴黎得以出版。此事件震动了世界文坛,它还被誉为“世界的诗篇”。

伏尔泰已经 70 多岁了,他热情地赞扬乾隆皇帝,说:“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是如此美好,你的思想也是如此美好……”

大英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乾隆帝创作了《盛京赋》,此赋被阿米奥(中文名钱德明)翻译成了法语,这一行为引起了伏尔泰的关注(17 卷 958 页)。

由此可见,西方的文学水平和鉴赏水平在乾隆时期是个什么样。

除此之外,欧洲那时盗版的医学,请君鉴赏,慢慢品味。

安德里斯·克莱尔在 1682 年创作了《中医指南》,该指南存于伦敦惠康信托图书馆。

木刻画《图注王叔和脉诀》,此画于 1554 年,由伦敦惠康信托图书馆提供图片

图中这位大人物,右手拿的是什么?

俗话说“鸟将死其鸣哀,人将死其言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拥有《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 21 世纪》等多部代表作。他在 1889 年 4 月 14 日出生,1975 年 10 月 22 日去世。他曾在去世前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漫谈式对话,时长近两年,且断断续续,对话主题是人类在 21 世纪的未来。

汤因比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人类的希望存在于东亚。并且,中国文明将会给未来世界的转型以及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提供无穷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若要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避免因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导致人类社会灭亡,就必须走向一个“世界国家”。并且,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承担起这样的任务的。

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世界产生了影响。然而,在政治方面,它完全没有能力为世界构建出一个整合且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

西方既不能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也无法在其自身内部实现统一。

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给出了自己的完整答案,即世界的未来在于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

归结起来,一共有以下几点原因:

中国在 21 个漫长的世纪中,虽多次历经混乱与解体。然而从大历史视角来看,中国人完好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久地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里。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能够为当今人类提供宝贵经验。

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着人类社会中珍贵的天下主义精神。中国文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距甚远。

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具备这样的作用,即让中国文明能够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儒家思想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佛教思想也存在合理主义思想。这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里,能够有分寸地去建立自己的文明,并且能够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道家思想认识到宇宙和人类之间的奥义,同时也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行为不以为然。正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节制性与合理性的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反对对自然和环境世界进行统治和征伐的欲望。

……

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能将亿万人民依据文化情感纽带联系起来,并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所以,在汤因比眼中,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此“文明”既包含古代文明帝国的意味,又包含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之意。

中国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也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非民族主义的概念,这一观点再次得到了证明。

汤因比告诫,西方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影响并征服了全球,然而却留下了一个超级难题,即政治上是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而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进行补足。

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因此,汤因比为未来人类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并非武力与军事,也不是民主和选举,更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让文化引领世界,而这个文化便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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