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匮乏下的生活挑战与冬季保暖难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是物质生活极为匮乏的时期。穿不暖是很平常的事，吃不饱更是人们生活的常态。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如同被霜打过的茄子，身上没什么精气神。一部分中老年人还会在腰上系根绳子，以抑制那饕餮般肠胃发出的“咕咕”抗议声。小孩中绝没有如今让人一眼就担忧的“小胖墩”。他们如同一棵棵在贫瘠土地上生长的小树，那黄黄的小叶在风里雨中不停地颤抖。晚春、夏季、初秋时，骄阳似火，男人只需一件褂子和一条短裤就能出门，女人穿一身长衣长裤，只要能遮住脚部以上、脖子以下就行。到了早春、晚秋有凉意的时候，加一、二件衣服还能勉强应付过去。而寒冷又漫长的冬天最让人害怕，一人一件棉衣在很多人家是难以想象的事。没有棉衣的话，就多穿上几件单衣和夹衣，把大衣套在小衣外面，就如同一个被装满东西的麻袋，显得鼓鼓的。只是麻袋的口还没有左右一圈一圈地系起来，中间露出了一个被冻得脸色苍白的脑袋。在麻袋的中央破开了两个洞，有两个长长的、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物件从洞里伸出来，那是手。为了保暖，手不是插入裤袋中，就是相互拢在衣袖里。
冬天来临后，在城里的街道边以及乡村的小路上，随处都能看到这样臃肿的麻袋在滚动。自己如同一个麻袋般活着，最让人心生不服气的，大概就是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姑娘和小媳妇了。她们的美丽被那肿胀的麻袋远远地阻隔在了这个世界之外。在数九寒天，除了上学的小孩，人们大多尽量少出门，在家生起一盆炭火，一家子围坐在炉边。女人在纳鞋底，女人在缝补衣服。男人在摆点古，男人在说点农事。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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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日子不好过，好在一年之中只有一个冬天，只要咬咬牙，就能够熬过去。而天天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大家、不肯离去的，仍然是吃不饱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家有八口人。奶奶年事已高，已逾八十，身体还算康健，眼睛不花，耳朵不聋，腰杆笔直，在家中操持家务。妈妈在队里参加劳动，以此挣得一份口粮。爸爸在区公所上班，用他的工资往队上投些资，以便能分到一些口粮。大姐在读高中，哥哥在读初中，二姐和我在读小学，还没到读书年龄的妹妹整天就知道黏着奶奶。爸妈两人要支撑八口人的衣食住行，生活的拮据状况是可以想象到的。一年当中，他们也就能够分得大概十来担谷子以及几百斤红薯。在快到春节的时候，家里会杀掉一头猪，割上几斤肉，用辣子来炒这些肉，以此算是对伙食的一种改善。而剩下的肉则会被腌起来，用棕绳拴好，悬挂在灶口的上方，经过熏制变成腊肉。
节日来临，亲戚到访，或是家里某个成员过生日时，奶奶才会舍得切下一小半，将其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做一份香气扑鼻的辣子炒腊肉。幸运的是，家里拥有几块自留地，大部分都种上了红薯，一到秋季，能够收获两千到三千斤左右。这些谷子和红薯就是我家的全部口粮。并且，这些红薯并非全由我家八口人食用，还有猪需要吃。我家一直养着两头猪。等猪喂大后，其中一头卖给了乡里的食品站，以此换些零花钱；另一头猪则被用来熏制腊肉。如果小猪不吃一些红薯，就很难长膘，也无法称上秤，自然就卖不上一个好价钱。正因如此，可供人吃的口粮就变得更少了。
那时的饭名为薯米饭。这种饭是把薯米和大米混合煮制而成。先将薯洗净去皮，切成花生米大小的块，放在阳光下晒干，便成为薯米。做饭时往锅里放入升把薯米，撒上一些大米，再加上水，然后搅拌均匀。接着烧上二三十分钟，掀开锅盖，一锅热气腾腾的薯米饭就展现在眼前。薯米饭呈现出白里透红的色泽：白色的是米饭，红色的是薯粒。羞涩的米饭藏在红艳艳的薯粒怀抱里，也藏在白惨惨的薯粒怀抱里，它不敢和人见面，因为害怕让人察觉到它的份量不足；而薯粒骄傲地闪着淡红色的光芒，也闪着白色的光芒，那光芒刺得人好生眼痛。这种饭的味道还不错，带着薯的甜味。它的缺点也很明显：看起来好看，但实际上不顶用，不抗饿。吃完饭，打完饱嗝后，还没锄上半块地，肚子里就已经空空如也了。这时若能吃上中饭并休息一下，即便干活到日落，也不会太过劳累。然而，家里的粮食仅够供应两餐，所以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忍着饥饿继续劳作。
在学校读书的我遭遇了相同的状况：中午过后，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其他季节还行，课余时间跑到校门外的井边，痛痛快快喝上几口清甜的井水，能让肚子感到充实。而在冬天，要是再喝这么多凉水，首先受不了的必然是肚子。只能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上几口，稍微安抚一下闹腾的肚子。学校与家距离较近，在那一步高一脚、一步低一脚的脚步丈量中，回家的路途显得既漫长又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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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放学回家，还未踏入家门，便看到门里站着父亲。父亲满脸兴奋，将攥着的右手从罩衣下的口袋中伸出，摊在我面前。那诱人的香气拼命往我鼻孔里钻。呀，竟是满满一手的花生和瓜子。我满心诧异，难以相信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精美的食品。我抬起头，再仔细一瞧，饱满的花生和瓜子围绕在父亲的手掌之中。我手忙脚乱地把花生和瓜子抓过来，放入自己衣袋。
这些零食是从哪里来的呢？妈妈告诉我，那天父亲去了乡下，一位熟悉的老乡硬是送给他的。父亲自己都舍不得吃，就把它们兜了回来。我、二姐和妹妹都分到了一份。那天下午，我们一边吃着花生和瓜子，一边做着作业，脑子里充满了灵感，作业做得特别顺畅；同时，我们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潇洒的文字在我们的笔下尽情流淌。
这事已过去将近五十年，父亲也已然离世。然而，父亲的口袋、他的手以及他手中的花生、瓜子，却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此事刚刚发生在几秒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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