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峥自导自演逆行人生: 中年危机新表达的暑期档电影
徐峥自导自演的《逆行人生》是今年暑期档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暑期档为数不多且属于现实主义题材。此影片是徐峥在 2020 年执导《囧妈》之后，首次以独立导演的身份重回影坛。同时，在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它被市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是一部商业电影。《逆行人生》的主人公是中年程序员高志垒（徐峥饰）。他遭遇了互联网大厂裁员的打击。之后，面对生活的重压，他转行成为了一名外卖员。在工作与生活的磨砺中，他逐渐重新找回了信念与勇气。
《逆行人生》属于“中年危机”题材范畴，它与徐峥此前执导的“囧”系列不同，展现出一种新的风格，并且对普通人的处境有着更细腻的洞察和刻画。
《逆行人生》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影片，在上映之前，因其聚焦于外卖员行业，所以引发了广泛的公众讨论。影片的情节设定不是从普通外卖员的视角出发，而是从一个坠落的、不得不成为外卖员的精英视角去呈现外卖员生态，正因如此，影片陷入了舆论危机。不少评论仅凭借宣传物料就对情节进行预测，给影片贴上了“美化苦难”“富人消费穷人”“强行大团圆”等标签。上映三天期间，还有评论表明《逆行人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展现出了普通人在生活重压下的坚韧，强调了家人比房子更重要，没有进行虚幻美化的空中楼阁式描绘，但在更深层次的行业结构性问题上多有回避。
如今，在影视作品中把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影片在这方面的处理是值得被肯定的。今天的影评把这部影片放置在徐峥的作品序列中进行对比解读，并且梳理出十多年来，徐峥作为一个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片导演，在创作上所发生的变化。
撰文｜陈林
治愈之旅的多重变形
徐峥在《逆行人生》上映之前，除了参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的创作且担任联合导演外，他独立执导的作品有三部，分别是《人再囧途之泰囧》（下文简称《泰囧》）、《港囧》以及《囧妈》。这三部影片在形式与内核方面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它们的主人公都被设定为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中年男人。通过让这些主人公体验一段曲折的旅途，展现他们从执拗到挫败的过程，接着又展现他们从挫败到醒悟与转变的过程。以此来探讨以“新中产”为代表的都市群体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生活危机，并且试图让“疯癫喜剧”（ ）完成弥合阶层差异的文化功能。
2012 年，徐峥在影视剧表演的道路上探索了多年，推出了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泰囧》。这部作品延续了他 2010 年主演的电影《人在囧途》中的公路喜剧模式。它参照前作，把互联网用语“囧”作为核心的创意概念。将人物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双重窘境设置为影片的文化基底。通过精于算计的商人徐朗与单纯善良的游客王宝之间的强烈对比，展开对物质与精神、财富与情感等关系的探讨。
《泰囧》通过新颖的视听展现、纯熟的类型化叙事以及密集的喜剧设定，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感受。该片最终凭借 12.67 亿的票房，打破了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成为当年极具影响力的现象级电影。徐峥借此契机，成为内地首位票房突破 10 亿的电影导演。
电影《泰囧》剧照。
《泰囧》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回报和口碑认可，凭借此，徐峥在 2015 年推出了导演作品《港囧》，在 2020 年推出了《囧妈》，他力图打造“囧”系列的黄金招牌。这两部影片采用了“公路＋喜剧”的叙事框架和类型元素。它们把影片的外部空间从泰国分别转移到了香港与俄罗斯。希望通过更加紧密的叙事节奏、更具冲击力的视觉奇观以及更为癫狂的喜剧桥段，来延续《泰囧》在商业票房上的成功。
情节套路只是浮于表面，过载的感官刺激与失衡的喜剧桥段，极大地消解了严肃的价值表达。这使得《港囧》与《囧妈》变成了质地粗糙、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与剖开生活真相的手术刀相比，它们更像是一首矫情的怨曲，能给困扰在都市迷宫中的观众进行一次情绪上的按摩。
“囧”系列以逃离现有生活的旅程作为故事起点。这几部电影虽有逃离现有生活的旅程作为故事起点，但不能说它们是离经叛道、反抗秩序的公路片。这三部电影更应被看作是温情回归的“治愈式旅途片”。电影学者李彬在《“治愈式旅途片”的类型分辨与价值观解析》一文中指出，治愈式旅途片常以“道路”“路途”“旅途”作为编码模式。这类影片把主人公设定为带有某种“病态”或人格缺陷的现代人，用道路来比喻人生，能反映出主人公在主流价值观体系内的成长变化。通过旅途故事，它可以弥合伤痛，完成精神治疗，让主人公获得心灵救赎。
徐峥导演的“囧”系列电影，像《人在囧途》等，都把回归家庭当作主人公化解精神危机、走出生活困境的最终解药。以爱情美满的大团圆结局，粗暴地将所有矛盾进行想象性解决。可以说，“囧”系列电影的诞生，虽然受到了网络文化的益处，但却逐渐远离了真正的互联网思维。
徐峥的导演作品是“囧”系列。与“囧”系列相比，他在 2018 年参与监制了《我不是药神》，在 2021 年参与监制了《爱情神话》。这两部影片在人文表达与艺术质量上达到了更高的水准。《我不是药神》以严峻的医药问题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底层现实进行了刻画。《爱情神话》遵循生活流的叙事形态，勾勒出当代人复杂而细碎的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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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峥曾在采访中表示，他的监制工作主要是服务性的。比如为剧本提供意见，为影调给出建议，还能在宣发阶段利用个人影响力提升影片的关注度。毫无疑问，长期与不同类型的年轻导演合作，一定会给徐峥后来的创作带来更丰富多元的视角与理念。
显而易见，《逆行人生》融入了对现实的严肃审视后，摆脱了“囧”系列以缓解中产阶层焦虑为根本目的的创作逻辑。影片主人公高志垒像“囧”系列主人公一样渴望找回内心期盼的美好生活，为此不惜用无休止的“骑行”抵御生活的痛击。然而，影片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治愈为价值导向的单一线索，不再用无关痛痒的嬉笑怒骂来遮掩生活本身的残酷。从这个角度去看，《逆行人生》已经完成了徐峥对自身的反叛以及“出走”这件事。
“阶层滑落”的具象表达
十几年前横空出世的“囧”系列，巧妙地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产阶层规模的壮大和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融合在一起，率先抓住“中年危机”与“中产阶层焦虑”的主题，契合了大量观众的心态。而《逆行人生》则大胆地以近些年就业市场竞争加剧、降薪裁员潮频发、社会内卷化程度上升等社会热点问题为切入点，把“阶层焦虑”升级为“阶层滑落”这一更具当下性的叙事主题，展露出导演书写现实的野心。
电影开篇是一场发生在室内空间的家庭戏。通过贴合生活的美术置景与人物表演，简洁高效地勾勒出了一个都市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现状。这个家庭中有辞掉工作做全职太太的妻子，有卖掉老房子后和儿女居住在一起的父母，有准备去国际学校读书的女儿，还有拼命工作来供养这一切的高志垒。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流畅的人物对白让一家人吃早饭的场面显得日常且温馨。然而，昏暗的影调、阴冷的灯光以及逼仄的镜头空间，已经预示着这一“看起来很美”的场景暗藏着破碎的危机。这一在开头就确立的视听风格贯穿于整部影片之中，与徐峥以往作品里明亮、绚丽的影像基调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样态。
在高志垒赶往公司之际，电影通过不规则的摄影机调度，并且配合快速的剪辑节奏、强烈的明暗对比以及信息繁杂的景深镜头，将一幅拥挤、昏暗且如铁笼般的城市景观描绘了出来。高志垒眉头紧锁，他就像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在那拥堵不堪的道路上，在地铁里，在写字楼中，他沿着一条既定的路线来回穿梭。最终抵达了喧闹的办公大厅，仿佛只要稍微慢上一秒，就会被密集的人流给吞噬掉。
在《逆行人生》里，城市并非以遥远的“他者”形象，以消费式奇观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它也没有《夕照街》《洗澡》等影片所具有的市井风情和地方趣味。这座城市冰冷、压抑且同质化，日复一日地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空间进行着挤压。
前面有影像进行铺垫后，《逆行人生》紧接着用很短的篇幅把高志垒遭遇裁员这一核心事件叙述完了。随着回归程序员行业的心愿完全破灭，父亲中风住院了，房贷长期拖欠着，女儿学费还待缴纳，这些一环扣一环的问题接连而来，没有给高志垒留出一点自我情绪宣泄的空间。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象征，一方面能用相对稳定的规则与秩序给人们带来阶层跃升的美好承诺；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把微小的个体裹挟进难以挣脱的旋涡之中。高志垒遭到城市机器的放逐，他面对的不仅有中产生活的退场与重建，还有男性尊严的断送与维护。他渴望能尽快在这座“钢筋森林”里找到自己的身份位置，以阻止生活的坍塌。
人类学者豪道斯·魏斯在其著作《我们从未中产过》中谈到，中产阶层的身份并不稳固。将中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并非繁荣，而是一直存在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以及被迫的过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C.莱特·米尔斯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里，“新式中产阶级”的情况大多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财产，并且他们更多的是充当雇员的角色，为那些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去工作。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由[美] C.赖特·米尔斯所著，周晓虹进行了翻译，该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 2016 年 6 月。
与此相应，电影在开篇二十分钟就围绕裁员事件展开。它以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将“阶层滑落”的主题具象化地呈现出来。其目的明确，就是要告诉观众：中产的构建或许需要极为复杂的过程，然而它的坠落仅仅需要一个无法预期的意外事件。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高志垒走投无路。年轻外卖员杨大山热情引荐他，他骑上了经过改装的电动车，从而加入了外卖骑手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为了达到商业类型与主题表达的平衡，同时增加影片的戏剧性冲突，高志垒的外卖工作被设定成了层层闯关的模式。他一方面要驾驭这份极为辛劳且严苛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克服从互联网大厂中层到普通外卖骑手之间的心理落差。
不熟悉系统规则，摸不清配送路线，而后对送餐机制和城市道路了如指掌；之前频频与顾客发生矛盾，差评不断，接着与同事和商家打成一片，业绩不断上升。为了补齐每个月超过两万元的家庭支出，抑制生活下沉的速度，高志垒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挑战。
这一漫长的成长过程不像“打怪升级”的“爽文叙事”那样能给人振奋的感受。相反，人物通过忍受沉重痛苦而换取的微弱胜利，更能让观众产生切实的痛感。在高志垒因低血糖晕倒在路边的情节里，随着人物一次次“微笑照片验证”的失败，电影隐晦地暗示我们，“温情回归”的美梦或许在这部电影里永远无法实现。
逆行而上的人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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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外卖行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曾公布数据，到 2021 年底，中国有 2 亿灵活就业者，其中 1300 万是外卖骑手。美团给出统计数据，2018 年美团骑手数量为 270 万人，2022 年这一数字达到 624 万人，2023 年达到 700 万人。外卖员总量逐年攀升，外卖行业开始受到人员饱和的冲击。对于外卖骑手而言，若要维持以前的收入，就必须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劳动。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逆行人生》借助高志垒的索引，通过老抠、大黑、杨大山、仇晓敏等角色，细致地描绘了当下外卖员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使得电影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超越了中产阶层的叙事视角，把人文关怀延伸到了更多处于城市边缘、面临生存困境的人们身上。
外卖骑手的工作模式与工作价值如同被人力资源系统操控的程序员一样，被一套冰冷的算法所支配。这使得不计其数的外卖员不得不直面竞争压力持续上升的残酷现实。然而，为了尽早摆脱生活的窘困，老抠、大黑等人在所有苦痛与不公面前只能选择默默忍受。即便到达情绪崩溃的边缘，他们也仅仅会无力地说出“我太累了，我要休息”。
《逆行人生》常常呈现出紧贴现实的质感，它力图对外卖员职业做到全方位展现。然而，为了达到类型化的叙事效果并引起最大程度的情绪共鸣，影片在多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设置上仍存在夸张、失真等问题。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比如，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遭遇车祸的情况多次发生，虽然这是对外卖职业高危性最直接的展现，然而这种做法也有刻意增加故事曲折性和人物悲剧性的嫌疑。另外，为了体现高志垒外卖工作的顺利以及家庭境遇的改善，人物长期患有的糖尿病竟然在紧张的送餐工作中有了很大的好转。
从整体来看可以发现，长期进行喜剧创作的徐峥，为了让主题表达保持严肃性，已经对喜剧性元素的插入进行了极大的克制。然而，由于他对戏剧性叙事模式存在依赖，这就难免导致影片脱离真实的生活逻辑，进而陷入情节剧的套路之中。
《逆行人生》着力刻画了外卖行业的艰辛，同时也对城市的现代性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然而，影片并未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高志垒在日复一日的送餐工作中重新建立了自我的价值认同，并且开始以良好的心态与家人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物默认“算法”的合理性。
高志垒通过增加送餐时间、提升配送速度以及熬夜开发“路路通”小程序等个人努力去扭转形势，这种做法似乎只是从一个恶性循环跳进了另一个恶性循环。人被算法驯化成了机器。电影中的人物相较于外在环境与机制是否合理，更在意自己的“骑行速度”能否变得更快。然而，导致所有人进入这场内卷游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跳出这个怪圈呢？影片的现实主义表达显然未能抵达这一层面。
电影《逆行人生》剧照。
《逆行人生》的结尾段落中，高志垒已荣升为月度“单王”（外卖站点送餐量第一名）。他搬出了苦于供养的房子，和一家人一起住进了成本更低的老式小区，一家人其乐融融。而高志垒被其他互联网公司高层注意这个结局，似乎只是为了调和影片低沉、压抑的整体氛围，并没有对人物的未来作出真正的许诺。
值得肯定的是，《逆行人生》的价值表达没有停留在“个人努力战胜一切困难”的传统观念上。它想告诉我们，在如今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仅仅靠开足马力“逆向而行”，并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人生通道。只有超越以物质、利益、阶层为单一价值标准的认知，进而达到一种自洽且豁然的生命状态，才有可能开启全新的人生旅途。
本文是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是陈林，编辑是荷花，校对是卢茜。欢迎把它转发至朋友圈。文末有《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 合订本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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