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流行趋势-我艾滋病流行形势是-hiv流行趋势

am928 · 发表于 2025-4-7 08:48:30

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被发现，到如今有上百万人被感染，这中间仅仅过去了 34 年。

作者 |悦奔一生医学部

来源 |悦奔一生（ID：H-）

2018 年 11 月 23 日，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到 2018 年这一年度为止，我国现存的艾滋病感染者大约有 125 万。同时预估每年新发生的感染者大概在 8 万例左右。

1985 年中国境内发现了第一例 HIV 感染者病例。那么，它究竟是怎样扩散到百万人感染的呢？

中国第一个HIV感染者

1985 年 6 月 3 日，有一名阿根廷病人。这名病人患有严重的肺部感染，且出现了呼吸衰竭的情况，被送入了北京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就诊的当天下午，该患者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

患者是阿根廷人，15 年前在美洛杉矶定居。曾患 PCP 肺炎，这是一种艾滋定义疾病。他承认有过男男性行为。第二天，内科副主任王爱霞教授为这位阿根廷病人进行会诊，最终诊断其为艾滋病。

参加中国首例艾滋病人病理检查的三位医生，其中一位是崔全才，一位是张慧信，一位是王若虬，从左至右依次排列。

他是在中国境内被发现的第一例 HIV 感染者。很不幸，在那个时候，HARRT 还没有问世，对艾滋病的治疗也没有经验，那名艾滋病人由于抢救无效而死亡。

当时距离世界上首例发现的 HIV 感染者，过去了 4 年。国内很多专家不相信这种病例会出现在中国境内。

同年，浙江省发现了一例外籍 HIV 感染者。此后 5 年，中国境内陆续有 HIV 感染者被发现，这些感染者多为散发状态，其感染是传入性的，多为海外华人以及其他外籍人员。

1988 年我国首次发现本国国民感染 HIV。是因为使用进口凝血因子，致使浙江的 4 名血友病患者被感染。

34 年已经过去。从第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开始，到如今有上百万人被感染，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来自金三角的威胁

瑞丽曾经位于云南省西部，处在德宏州西南部。这座小城规模不大，却充斥着毒品、偷盗、抢劫、性病、艾滋病等，大家对这里的死亡现象早已习以为常。

有的人认为这里是天堂，因为这里有最廉价的毒品；而这里对他们来说也是地狱，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仿佛是在无奈地走向死亡。

云南省瑞丽的游客，有很多是到缅甸边城赌场去试运气的赌客，有不少是寻找缅甸玉石的“赌石客”，还有一些是走私海洛因的毒贩。靠近缅甸、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瑞丽，已然成为了走私海洛因的重要市场。

公安部的毒品打击线路中，在瑞丽进行打击的毒品，有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金新月”过境中国的。地缘关系的靠近，并非指地理位置上的靠近。

贩毒集团每天会把大量毒品运输至云南省会昆明，接着从昆明把毒品贩卖给国内的瘾君子，或者让毒品进入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市场。

瑞丽中缅边境的性工作者

80 年代之时，云南省政府已然察觉到了毒品与艾滋病这对如同瘟神般的“兄弟”所带来的威胁。云南与世界著名的毒品基地——“金三角”相邻，此基地以及境外靠我国一侧的地区，每年产出的鸦片约有 300 多万公斤，还有数十个海洛因加工厂，每年能产出 4 万多公斤的海洛因。那几年，国际贩毒集团试图将云南当作新的贩毒通道，他们对云南的毒品渗透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使得一些边境地区的吸毒者，尤其是进行静脉注射毒品的人急剧增加。

这部分进行静脉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他们成了因血液传播而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并且这种感染的危险性很高。

1987 年开始，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着手对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血清学监测，这些高危人群除静脉注射吸毒者外，还涵盖性工作者、性滥交者以及部分流动人口。到 1989 年 9 月，一共监测了 1800 多人，未发现感染者。然而到了 10 月份，在对原瑞丽县的一组人群进行监测时，竟然一下子发现了 79 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1989年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146名。[1]

1991 年时，云南的 HIV 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德宏州，其主要传播途径为静脉注射吸毒，且这部分占比 79%。在 1992 年以前，配偶受感染的仅有 2 例，而到了 1992 年，就查出了 6 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HIV 分子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云南德宏州静脉吸毒者的 HIV 特性与泰国相同，也就是具有北美株和非洲株相同的特性，并且认为是从泰国经由缅甸传入到云南边境的。[2]

在这之后，云南的艾滋病毒搭乘着毒品的顺风车，前往了全国。

不检测HIV的供血

1988 年 9 月 22 日，健康报第 2854 期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美国译文。文中表明“供血毫无危险，人们不会因供血感染 HIV”。然而，这里所说的供血与当时部分地区的供血存在极大差异。当时很多地方进行的是血浆采集，即采血后分离出血浆，再将血细胞回输。并且，血细胞存储设备几乎未经过有效的消毒。

1990 年，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制定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期规划》。此规划中提到，当下我国的感染率处于较低水平。正因如此，不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去对每一名献血员进行检查。相反，应当依据对献血员进行哨点监测所得到的结果，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献血员进行常规筛选。

HIV抗体阳性报告

这一政策与 1989 年颁布的《关于整顿血液制品生产管理的通知》的要求相违背。该通知要求必须对献血员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当时，我国除云南省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大部分地区由于条件限制，尚未开展献血员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

第五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中方代表表明中国对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在于“警惕境外传入”。然而，实际上在国内，艾滋病疫情正由于采血供血而悄然扩散开来。

1998 年 10 月 1 日《献血法》开始实施。《血站管理办法》（暂行）等一系列血液安全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得以落实。这些举措使得采血供血过程中 HIV 的传播途径得到了遏制。

然而，已经太晚了。此时，部分携带 HIV 的血液已经被注射进了一些需要应用血液的病人体内，部分携带 HIV 的血制品也已经被注射进了一些需要应用血液制品的病人体内。

流动的人口，流动的病毒

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变得日益频繁。这不但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传染性疾病也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动。人口的流动在无形中加快了艾滋病病毒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传播速度，促使艾滋病疫情从高危人群开始向普通人群扩散。

城市化进程推进，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超 1.4 亿，且以每年 500 万到 1000 万的数量持续增加。流动人口大多处于性活跃期，他们在性病和艾滋病知识以及防范意识方面有所欠缺。在远离家庭、孤身在外的这种状况下，他们容易有高危性行为。他们既是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同时也是艾滋病感染的较为脆弱的群体。

东莞扫黄

统计数据显示，在已被发现的 HIV 感染者里，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很大[4]。2008 年在烟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七成是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中，有的是在其原籍感染了艾滋病，然后通过打工或者婚姻的方式移居到了烟台；有的是在频繁的流动过程中，经常发生高危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

温州市自 1985 年首次检测出艾滋病病毒。到目前为止，在已检测出的 HIV 感染者当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 72.5%。厦门市在历年发现的 HIV 感染者中，外来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 80.3%。流动人口具有感染者的身份，这使他们成为流动人口中极为特殊的人群。他们更容易遭到流入地的歧视，容易被忽略，也容易遭受社会隔离。他们更加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们更易被重复感染，也更易感染他人，或者感染其他并发症。他们容易发病，也容易死亡。

一项针对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表明[3]，约有三分之一的外来流动人员听闻过免费的 HIV 抗体检测。然而，在这些听说过的人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晓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免费的 HIV 检测。他们不关心检测机构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自己与艾滋病距离遥远。百分之六十四点五的调查对象不愿意接受检测，其主要原因，一是担心他人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从而遭受歧视，二是认为自己没有感染的可能。

而流动人口进行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也仅为34%。[5]

人口流动使得疾病出现了交叉感染。由于性教育不够充分，检测率也比较低下，所以艾滋病逐渐从重点人群扩散到了所有人群。

扩散之路

中国艾滋病亚型的起源是云南，并非来自非洲；中国艾滋病亚型的蔓延也是在云南，并非来自非洲。

1989 年，我国首次在云南省吸毒人群中发现了 HIV 流行。其中，B’亚型由泰国传入我国云南省，C 亚型由印度传入我国云南省[8、9]。这 2 种毒株的共存，导致了重组毒株的出现和流行。随后，在我国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 2 种重组毒株在流行[10、11]。

研究表明，有一种毒株被分成了 2 个进化支，一个在新疆，一个在云南。这 2 个进化支通过不同的毒品转运途径进行传播，其中一支从新疆传播到了辽宁、江苏、黑龙江、北京、广东等地，另一支从云南传播到了台岛。同时，该亚型自 1994 年左右从云南向东北传播到了辽宁，在 1995 年左右又向东传播到了广西[13]。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B’亚型从云南开始传播。它传播到了我国中部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中。之后，该人群通过性传播将其扩散到了其他地区[14]。

破获跨国贩毒案

1994 年，在从泰国返回我国云南的女性性工作者当中发现了重组亚型[15]。之后，在广西与越南边境的吸毒人群里发现了亚型[16]。不同人群感染的毒株在我国有明显差异。我国病毒株有 7 个主要流行簇。流行簇 1、2、3 主要在我国南方及西南地区的异性性传播人群和静脉注射吸毒人群中流行。流行簇 4、5 主要在我国北部地区的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流行。流行簇 6、7 主要在我国东南及西南地区异性性传播人群中分布。[12]

我国华中地区主要流行 B’亚型，西北地区主要流行某亚型，这两个地区的 HIV-1 流行态势较为稳定，并且中部地区的 HIV 感染者主要是有偿献血人群，西北地区的 HIV 感染者主要是吸毒人群，二者情况是相符合的。2007 年后，传播途径发生了转变。之前是以吸毒人群为主，之后转为以性传播途径为主。在性传播途径中，存在一种复制扩散的情况，它导致经性途径的传播能力更强，并且其所占比例逐年上升[17]。

云南省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多种传播途径并存，且高危人群不断迁入[18]。这使得多种 HIV-1 亚型及重组亚型能在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及异性性传播人群中共存，有利于重组亚型的出现[19]。其独特的地理及人文特征，让云南省成为我国 HIV-1 各主要流行亚型的起源地[20]。

我国各型HIV-1主要基因型的时间分布趋势

艾滋病的预防

时至今日，HIV 不再仅仅是特定人群需要关注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所有人。如今，在恋爱中不使用安全套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

其中有一半的女性年龄在 25 岁以下

这一情况反映出情侣间安全套使用率低。近年来，固定伴侣中传播 HIV 的案例不断增加，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HIV 预防并非仅靠一个人就能完成，也不只是国家决策就能达成的，而是全社会的每个人都需要一同肩负起的责任。

对于 HIV 预防而言，阴性人群若能正确使用安全套，暴露后立即进行阻断，多性伴者使用 PrEP 且定期检测，那么几乎就能够完全避免 HIV 感染。

HIV 携带者若坚持治疗且保证依从性，就能避免将 HIV 传播给他人。

如果伴侣不是阴性的，请务必使用安全套。倘若发生套破或者脱套的情况，在 72 小时内能够及时阻断 HIV 感染。对于一些人群，可以开始进行 PrEP 以预防 HIV 感染。

参考文献：

[1]郑锡文等.艾滋病简报53(1):2-1993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监测中心发布了艾滋病简报 52 期的第 4 部分，内容为 60 ，时间是 1992 年

田秀红、张铁军以及杨瑛等人对上海市闵行区工厂外来务工人员的艾滋病知信行和自愿咨询检测意愿进行了调查。该调查结果发表在《中国健康教育》2008 年第 24 卷第 10 期，页码为 802 至 804 页。

刘兆炜、马骁以及熊婉梅等人指出了农村流动人口与 HIV/AIDS 传播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成果发表于《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2 年第 3 期，其内容为 216 至 218 页。

丁贤彬、陈宏以及潘传波等人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态度和高危行为进行了分析。该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公共卫生》2006 年第 22 卷第 11 期，期刊页码为 1293 - 1294 。

林达雄与李直健探讨了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的现状与对策。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应用预防医学》2008 年第 14 卷增刊上，页码为 18 至 21 页。

苏迎盈、刘慧鑫、吴静、朱琳和汪宁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 HIV - 1 基因亚型存在特定的分布情况，并且有着相应的流行趋势。该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 年第 35 卷第 10 期，其内容涵盖从 1164 到 1168 的相关内容。

Luo CC、Tian C、Hu D 等人指出，HIV - 1 C 存在于中国。该研究发表于 1995 年，刊载于某期刊第 345 卷第 8956 期，文中指出其相关内容为 1051 - 1052 。

Graf M 等人对来自泰国 B’型的一株完整 HIV 型 1 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在国内 B 亚型中最为常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AIDS Res Hum》1998 年第 14 卷第 3 期，页码为 285 - 288 。

Su L 等人在中国对一种完整的人 1 型病毒（C/B’）进行了研究[J]. 该研究发表于《J Virol》2000 年第 74 卷第 23 期，其结果为 11367 - 11376.

S、FE、Carr JK 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发现了人类 1 型病毒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由两种类型组成，分别是 AE 型和一种新的 BC 型[J]。J Virol 2000 年第 74 卷第 23 期显示，其病毒滴度为 11286 - 11295。

Feng Y、He X、Hsi JH 等人指出，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 HIV-1 传播情况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AIDS》2013 年第 27 卷第 11 期，文中指出相关情况为 1793 - 1802。

Liu J 和 Zhang C 指出了在亚洲地区 HIV-1 及 HCV 3a 中所起的作用[J]。该研究发表于 PLoS One 杂志，时间为 2011 年 8 月，卷号为 6 期号为 8 。

Li Z、He X、Wang Z 等人对 HIV-1 B’进行了近全长的某种操作及某种研究[J]。该研究发表于《AIDS》2012 年第 26 卷第 7 期，页码为 877 - 884。

Cheng H、Zhang J 以及 J 等人在 1994 年于中国进行了关于 HIV - 1 E 的研究。该研究发表在某期刊上，期刊名为[具体期刊名未提及]，1994 年第 344 卷（第 8927 期），研究结果显示为 953 - 954 。

Chen J、Young NL 以及 S 等人于 1996 年在中国发现了 HIV 型 1；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1999 年的《AIDS Res Hum》期刊，其卷为 15 期为 1，页码范围是 81 至 8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的相关内容中，2011 年的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见诸于 2012 年的《中国艾滋病性病》期刊，该期刊第 18 卷第 1 期，页码为 1 至 5 页。

Li L、Han N、Lu J 等人以及中国男男性行为者中的 HIV 1 型药物，发表于《AIDS Res Hum》2013 年第 29 卷第 3 期，页码为 633 - 637

Yu XF、Wang X、Mao P 等人对中国的 HIV 型 1 进行了相关研究[J]。该研究成果发表在《AIDS Res Hum》2003 年第 19 卷第 11 期，页码为 1051 - 1055 。

Su YZ 等人对 HIV-1 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相关成果。该研究成果发表于[J]杂志，时间是 2013 年，期刊卷期为 141（11），具体内容为 2418 - 2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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