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千禧年-千禧年简介-千禧年的解释

am928 · 发表于 2025-4-8 15:52:11

距1984年第一张身份证被颁发到公民手中，已过去40年。

40 年期间，两代居民身份证发生了巨大变化。起初是一张张手写底卡，后来来到了全自动的流水线，在高峰期一天能够产出 6 万张。最初它只是一张薄纸片，之后逐渐发展成带有芯片的可机读防伪卡片。居民身份证的号码也从 15 位变成了 18 位。

他们都经历过最开始时的艰辛。

今年 81 岁的余嵩谦对于 40 年前的很多事情记忆已经模糊。不过，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给辖区居民编号，派出所里的地上摆满了人口登记卡片，桌上也摆满了人口登记卡片，床上同样摆满了人口登记卡片的场景。

陈一心今年58岁，他说自己大半辈子就干了身份证这一件事儿。

1985 年，19 岁刚毕业的他还是个毛头小子。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新成立的居民身份证管理科。他穿上蓝大褂，全身心地投入到“制证车间”中。他整日都在参与制作第一代居民身份证，这样一干就是 10 年。直到第一代身份证基本颁发完成。2004 年，陈一心已接近 40 岁。她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制证中心主任这一职务。她牵头并组织了北京市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换发工作。

一张证件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并且记录了我国社会在精细化管理以及便民服务方面的提升。40 年的时间已经过去，那些负责身份证这项工作的后续人员，依然在努力谋求创新与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民警在整理人口卡片。图源：北京市公安局

第一张身份证

塑封膜内有一张白色卡片，卡片上印着中国版图。卡片上的住址和编号是手写的，其左上角是人物的黑白相片。在北京警察博物馆内，新中国的第一张居民身份证静静地躺在那里。

一位女歌唱家是它的主人。1984 年 8 月 30 日，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一个大院内，人群聚集。当时正在举行全国首批居民身份证发证仪式，人们为此挂上彩旗并且放了鞭炮。这位女歌唱家领取了这张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身份证。

1984年全国首发第一张身份证。图源：北京市公安局

发证仪式当天，余嵩谦将手中的一叠身份证郑重地递给了排队的人。在这一天，有 172 户居民，总计 380 名居民领到了证件。

之前，人们出门办事时，仅能凭借户口簿或者由村委会、街道开具的介绍信去证明自身的身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加快，人口的流动变得更加频繁，迫切需要一种更为便捷的身份认证证件。

1984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此条例规定要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年满 16 周岁的公民应当申领身份证。并且由公安机关负责颁发和管理。同时决定首先在北京地区进行试行。

余嵩谦当时担任朝阳门内派出所的指导员。派出所被选中进行试点之后，他开始发愁起来，他说：“试点工作就如同去摸石头过河一样。”

最初，派出所民警们每天需要走访很多户人家，要达到上百户之多。接着他们要逐个去核实信息。之后是编码工作，这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它占据了他们大量的精力，也耗费了他们很多的人手。

之前的人口管理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每一户都有一个户口本。他们需要先把户进行拆分，变成个人卡片，将整体化为零散的部分。

根据编码的规则，一代身份证出生日期之后的三位数需要进行随机编码。这一操作看似简单，然而首先得挑出那些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接着要按照“男单女双”的方式来进行号码的分配。

那时候没有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电子系统。余嵩谦及其同事们，先把辖区内所有住户的户口簿按照年代进行拆分，之后再按年进行拆分。

拆到这一步时，派出所的办公室内已无立足之地。地上堆满了人口登记卡片，办公桌上也堆满了，就连床铺上也都是。到处都能看到人口登记卡片的身影。

卡片放不下了，于是他们先把其他年份的卡片收起来，接着只拿出某一年的卡片，然后按照月、日以及男、女的类别进行分类，一直到能够进行编码。

编码工作完成后，派出所的民警们需要对照相馆师傅进行培训，向他们说明拍照片的各项要求，并且发动群众去照相馆照相。

手写底卡需要人手，派出所邀请了学校里的老师以及单位里写字好的干部职工等前来帮忙，他们帮忙是没有报酬的，然而大家都认为做这个活儿是一种荣誉。因此，在第一代身份证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字。

当时，北京市东城区的其他派出所分别有一名副所长和一名内勤民警。这些民警被抽调至朝阳门内派出所参与试点工作。余嵩谦形容道，他们宛如种子一般，会将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所在的单位。第一代身份证的基层经验也在北京市得以推广开来。

户籍处“第七科”

80 年代，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量达到 900 多万。制证这件事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工程。

制作一张身份证，需经历诸多工序。首先要在底卡上手写信息，接着把居民提供的照片裁剪合适并贴到底卡上，然后将四张底卡拼在一起进行翻拍，之后依次进行冲洗、扩印、裁切、印刷等操作，最后把一张张单人卡片用塑封套进行塑封，整个制作过程平均下来需要 60 天。

陈一心将制作第一代身份证时所使用的铅字打印机搬了出来。图源：北京市公安局。

有些偏远郊区不存在照相馆，当地居民没有照片。于是，民警扛起相机，跨越山川河流，前往山里为老百姓拍照。

1985 年，19 岁的陈一心完成了警察职业高中的学业。之后，他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报到。在报到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将会被分配到哪个科室。

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大楼的对面，在胡同里的三楼处，有一个机构挂着两块牌子。对外它是北京市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小组办公室，而对内则叫户籍处“第七科”。这是户籍处在人口管理科、口卡科、宣传科等科室之外新设立的第七个科室，即居民身份证管理科。

这里的氛围更像是一个制证工厂。科室里有二十几个人，除了几位从事调研工作的人员外，其余的都是身着蓝大褂的“制证工人”。他们每人负责一个工序，一整天都在专注地工作。

陈一心主要承担扩印的工作。他坐在扩印机前，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胶卷。他说：“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就一直坐在那儿。”在 3 秒曝光的等待过程中，他的手不能动，要是抻快了或者抻慢了，都会导致虚焦。

每个人都很艰难。陈一心记得，有一位负责配药的同事，每天都在红色暗房里。他抱着显影液和定影液，一桶接着一桶地“咔咔倒”。那药水的味道刺鼻难闻，之后这位同事便患上了鼻炎的毛病。

年轻的“第七科”，成员皆为未婚的年轻人。他们在车间储备了几箱方便面，到了冬天，要是不想去对面的食堂吃饭，就会吃泡面，还会买些卡带，在工作之余听听流行音乐。他们觉得虽然苦，但也很快乐，青春年代就是这样度过的。

制证工作与大家印象中的警察工作没有关联。陈一心表示，有时候，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认同也变得不清晰了。

陈一心年轻时的工作照。图源：北京市公安局

工作在持续且扎实地推进着。在不到 5 年的时间里，北京市 16 周岁及以上的居民都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

更新，迭代

技术进步使得双手得到解放。底卡上的内容经历了多种变化，先是手写，接着是铅字打印，然后是计算机打印，最后是网络传输且无需底卡制作。

1995 年，第一代身份证在中国广泛流通。陈一心回忆道，由于打字和塑封等工艺容易被模仿，所以社会上出现了伪造身份证的现象。改进这件事迫在眉睫，很快，就在第一代身份证的塑封上加了一层全息膜，以此作为防伪的举措。

1996 年，第一代身份证的工作基本结束，陈一心随即调动到其他岗位。2000 年，他回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制证中心，并担任了主任一职。

彼时，一代身份证正遭遇“千禧年”方面的问题。原本 15 位的身份证编号里，出生年份仅保留了后两位。这样一来，20 世纪出生的人会与新千禧年后出生的人出现重号的情况。

公安部决定进行补充操作，即补充年份的前两位数字，并加入第 18 位号码。从 1 到 10 的校验码是由电脑通过复杂公式自动生成的。然而，“10”是两位数，为避免出现多出的位数，就用罗马数字“X”来代替它。很多市民对此存在疑问，民警经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进行解释。

2003 年，公安部开始牵头研发第二代身份证。最终，确定了北京成为其中的一个试点城市。

那时候，新的制证中心办公大楼处在装修阶段，还没有完工。为了能加快制证的进度，达成一年内换证率达到 70%的目标，陈一心做出决定，先把三楼的车间装修出来，开启两台机器，实行“人倒班，机器不停”的方式，加班加点地赶工。

二代居民身份证制作车间。图源：北京市公安局

一代证是全手工制作的，而二代证则完成了从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的跨越，并且在一天内最多可以产出 6 万张身份证。

2004 年 5 月 16 日上午，北京市举行了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首发仪式。该仪式在东城区六十五中学的礼堂内进行。当天，东城区有 1300 名居民拿到了北京市首批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按照二代身份证换发规定，16 周岁以下的居民可以自愿申请。在 1300 人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 7 岁的男孩。他成为了北京市第一位申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未成年人。

2005 年 7 月，北京市公安局已累计受理群众申领二代证以及换领二代证的手续，其数量超过 709 万件。并且，北京市公安局提前半年就完成了公安部所下达的换发证任务。公安部针对北京的换证试点工作，给出了“数量第一、质量第一、速度第一、群众满意度第一”这样的评价。

这之后，制证中心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警前来参观学习。陈一心逐一为他们进行讲解，包括人像采集设备的使用方法，软件的调试方式，以及制证系统上每个工艺安排多少人等。他自豪地表示：“在他人尚未尝试之时，我们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系统和模式。”

服务的细节

二代证制作使用了新技术和新设备，这需要人与这些技术和设备进行磨合。而对于照片色彩稳定这一点，是陈一心最为祈求的。

陈一心听闻过很多群众对一代证“照片”的不满和批评。一代证的照片是黑白的，其色差较大，经过翻拍和扩印之后，失真的情况非常严重，面对这种情况，陈一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做二代证时，他期望照片能达到极致完美。然而，彩色照片印到身份证上后，质量参差不齐，时常会出现“大黄脸”的情况。有时，印出的照片颜色看似良好，但压上膜后却变成了另一种颜色。他不得不时刻保持关注，与工程师进行反复沟通，一边调整一边进行生产，同时还安排了质检员。只要质检员认为不合格，就予以销毁并重新制作。

身份证的使用场景在不断扩大。在办理方面，北京市公安局投入了一些精力，目的是为了更加便民利民。

如今，在派出所拍照的那个地方，放置着梳子和镜子，还有一些外套。同时设置了双面屏，拍照的人能够实时查看。其目的是让拍照的人可以查看自己的拍照效果，满意就无需再拍，不满意就可以重新拍摄。

身份证24小时自助办理机。图源：北京市公安局

陈一心从事身份证工作达 40 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这项事业的发展变化与国家的发展步调一致。自 2017 年开始，居民身份证能够在异地进行受理、挂失等操作，这给长期在外地工作、学习、生活的群众换领和补领身份证带来了便利。

京津冀地区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开始，启动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的试点工作。

李芃伶曾在北京通州潞源派出所负责办证工作。她记得，在那年的 11 月 2 日，有一名 5 岁女孩，她来自天津武清。在家人的带领下，这名女孩办理了北京市首张跨省首申的身份证。

李芃伶介绍，在此之前，京津冀三地的公安部门之间相互打通了制证系统。并且在拍照设备方面做了统一，在像素方面做了统一，在指纹采集方面也做了统一。

第一个成功案例出现之后，咨询的电话越来越多。每年的寒暑假，都是跨省通办业务的高峰时段：前来办证的大多是正在上学的儿童或者青少年，他们都希望趁着放假的机会，拿到自己的第一张身份证。

陈一心是个“老身份证人儿”，他回想了 40 年来身份证制发工作的发展情况，感叹变化太快了，同时也觉得在越变越好。

当年与他一同制作身份证的那些人大多已退休。他们时常相聚在一起。每次相聚，他们都会聊起“以前穿着蓝大褂时的那些事儿”。其中的苦和累自然不用说。然而，当他们看到自己所做的身份证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时，即便再苦再累，也都觉得是值得的。

新京报记者赵敏

编辑彭冲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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