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

am928 · 发表于 2025-4-17 19:31:51

12 月 8 日中新网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进行了文学演讲，其演讲的主题是“讲故事的人”。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有了一定的了解。你们或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妻子女儿，以及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然而，有一个此刻我最为想念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见到她。我获奖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可我的母亲却无法再分享了。

我母亲出生于 1922 年，在 1994 年离世。她的骨灰被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中。去年，一条铁路将要从那里穿过，所以我们只得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当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了，母亲的骨殖也已经和泥土融合在一起了。于是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然后移到新的墓穴里。从那一时刻开始，我有这样的感受：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进行诉说，这其实就是在对母亲进行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然而，母亲既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之后，拣麦穗的人都纷纷逃跑。因为我母亲是小脚，跑得不快，所以被捉住了。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给了她一个耳光，她的身体摇晃着倒在了地上。接着，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我看到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她脸上那绝望的神情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令我终生难忘。多年后，那个看守麦田的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我与他相逢了。我冲上去想要找他报仇，可母亲拉住了我。母亲平静地对我说：“儿子，打我的人跟这个老人不是同一个人。”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包了一顿饺子，每人仅能分到一碗。在我们吃饺子的过程中，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准备给他，然而他却很生气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在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我生气地说：“我们一年没怎么吃饺子，一人一小碗，根本吃不饱呢！给你红薯干已经挺好了，你要是要就拿着，不要就赶紧走！”母亲训斥了我一番，接着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将其倒进了老人的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在卖白菜的过程中，我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后，我就去了学校。等我放学回家时，看到了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患上了极为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以及劳累这些因素，让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艰难的处境之中，仿佛看不到一丝光明和希望。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不安之感，总觉得母亲随时都有可能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每当我劳作结束归来，一踏入大门就会大声呼喊母亲，只有听到她的回应，心里才会觉得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要是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会胆战心惊，然后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去寻找她。有一次找遍了所有房间都没见到母亲身影，我就坐在院子里大哭起来。此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她对我哭的行为很不满，可我又无法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察觉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别担心，尽管我活着没什么乐趣，但只要阎王爷没叫我，我就不会走。”

我生来就相貌丑陋。村子里有很多人会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他们甚至因为这个而打我。我回到家后痛哭流涕，母亲对我说：“儿子，你并不丑啊。你既不缺鼻子也不缺眼，四肢也是健全的，那丑到底在哪里呢？并且只要你内心存有善良，多去做好事，即便原本相貌丑，也能够变得美丽。”后来我来到了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他们有的在背后嘲弄我的相貌，有的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于是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了歉。

我母亲不识字，然而她对识字的人怀有深深的敬重。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很困难，时常面临着吃了上顿就没下顿的情况。但只要我向她提出买书或者买文具的要求，她总会予以满足。她是一个十分勤劳的人，很讨厌懒惰的孩子。不过，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而耽误了干活，她从来都没有批评过我。

有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个说书人。我偷偷跑去听书，把她分配给我的活儿给忘了。母亲因此批评了我。晚上，她借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那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里，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从他们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她渐渐被我复述的故事吸引了。之后每逢集日，她就不再给我排活，而是默许我去集上听书。我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我很快就不满足于只是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在复述过程中，我不断地添加内容，投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不只是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姐姐、婶婶和奶奶，她们都成为了我的听众。我母亲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她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呢？难道要靠说些俏皮话来维持生活吗？”

我能理解母亲的担忧。在村子里，一个爱说闲话的孩子，是会招人厌烦的，有时还会给自身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中所写的那个因话多而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有着我童年时的模样。我母亲时常提醒我要少说话，她期望我能成为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我的身上展现出很强的说话能力以及很强烈的说话欲望，这显然是很大的危险。然而，我讲故事的能力给她带来了愉悦，这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虽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却并未改掉喜欢说话的天性。正因如此，我的名字“莫言”，很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

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因为那时我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所以只好去荒草滩上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经过时，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闹，我心中满是悲凉。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哪怕只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是很痛苦的。

来到荒滩后，我将牛羊放开，任它们自行吃草。蓝天宛如大海般广阔，草地一眼望不到边，周边不见一个人的身影，也听不到人的声响，唯有鸟儿在天空中鸣叫。我内心感到十分孤独，非常寂寞，心里空荡荡的。有时，我会躺在草地上，凝视着天上缓缓飘动着的白云，脑海中便浮现出诸多莫名奇妙的幻象。我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来和我一起放牛，然而她一直都没有出现。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眼前的草丛中跳了出来，把我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狐狸跑掉后，我还在那里不停地颤抖。有时我会蹲在牛的旁边，看着那湛蓝的牛眼以及牛眼中我的倒影。我有时会模仿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交谈；有时会对一棵树倾诉心声。然而，鸟儿不理睬我，树也不理睬我。许多年过去后，我成为了一名小说家，当年的那些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里。很多人夸赞我的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露出苦笑。

中国先贤老子曾言：“福兮祸之所伏，福祸所倚。”我童年辍学，历经饥饿、孤独，且无书可读，饱受其苦。然而，我也如同前辈作家沈从文一般，早早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之前所提及的去集市听说书人说书之事，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而已。

辍学之后，我融入了成人的群体之中。接着，我开启了“用耳朵阅读”的这一漫长历程。在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经涌现出了一个极为伟大的讲故事的天才，那就是蒲松龄。我们村里有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成为了他的传人。这些故事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从未想到有一天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当时的我只是一个痴迷故事的孩子，全身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的我是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我坚信万物都有灵性。见到一棵大树，我会心生敬畏；看到一只鸟，我会觉得它随时可能变成人；遇到一个陌生人，我也会怀疑他是由动物变化而来。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往家走的时候，无边的恐惧就将我包围了。为了让自己有胆量，我一边奔跑着，一边大声地歌唱。那个时候我正处于变声期，嗓音变得嘶哑，声调也很难听。我的歌唱，对于我的乡亲们来说，是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在这期间，我离家最远的一次是乘火车去了青岛。那次在木材厂，我差点迷失在巨大的木材之间。后来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我沮丧地告诉她，我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然而，也就是这次去青岛的经历，让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 2 月，我参加了应征入伍。我背着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为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然后，我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让我爱，也让我恨。从此，我开始了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要是没有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要是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枯燥的生活里，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到来了。我从曾经只是用耳朵去听故事、用嘴巴去讲故事的孩子，开始试着用笔画故事。刚开始的时候，道路并不顺畅。那时候，我并未察觉到自己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宝藏，还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写英雄模范。因此，尽管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很低。

1984 年的秋天，我成功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那位著名的作家徐怀中的启发和指导之下，我创作完成了《秋水》，还创作了《枯河》，以及《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等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中，首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词汇。自此以后，就好像一个四处漂泊的农民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我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流浪者，终于有了一个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必须得承认，在构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以及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态度并不认真。然而，他们那开天辟地般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这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在日常生活里，一个人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却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在这两位大师身后追随了两年，随后便意识到，必须得尽快离开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他们就如同两座炽热的火炉，而我则像是一块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就会被他们蒸发掉。依我的体会来看，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在灵魂深处存在着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我没有好好读他们的书。然而，仅仅读了几页，我就清楚他们干了什么，也清楚他们是如何干的。紧接着，我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以及我该怎样干。

我该做的事情很简单。其一，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其二，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是我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也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时，坦率地讲，我未曾想到谁会成为我的听众。或许我的听众是那些和我母亲一样的人，或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最初源于我的亲身经历，就像《枯河》中那个被痛打的孩子，也像《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始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曾因做过一件错事而被父亲痛打。我也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即便再奇特，也无法原原本本地写入小说，因为小说需要虚构和想象。很多朋友都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既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觉得《透明的红萝卜》是我作品中最具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的孩子，拥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他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可以说，在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诸多人物里，总会有一个处于领头地位的。而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领头的存在。他从不言语，却以一种强大的力量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之上，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表演。

自己的故事数量有限，讲完自身故事后，就得讲述他人的故事。这样一来，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从老人们口中听闻的祖先们的故事，犹如听到集合令的士兵那般，从记忆深处涌现出来。这些故事用期盼的目光望着我，期盼着我去书写它们。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让他们超越了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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