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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文学革命论:自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年多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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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5-9 20:35: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问世已逾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关于文学革命的话题引发了众多有价值的讨论,并收获了令人振奋的积极反响。尽管我们倡导文学革命者理应从批判入手,然而深入观察,现存的旧派文学作品实际上毫无反驳的必要。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聊斋志异》派的小说,这些流派均无被摧毁的必要。之所以这些流派至今仍在我国流传,是因为尚未出现一种真正有价值和活力的新文学来取代它们。一旦出现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失。因此,我期望那些倡导文学革新的人们,对于那些堕落的文学作品,每个人都应持有一种“有更佳者可以取代”的心态,每个人都应致力于文学建设,力争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内,为中国培育出一批充满活力的新文学。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分享我对新文学建设的见解。在此,我先列举我过去主张摒弃的八项内容,以供参考:不创作空洞无物的文字。二,避免创作空洞无物的文字。三,摒弃典故的滥用。四,舍弃陈词滥调。五,避免重复使用对偶句式:散文需摒弃骈文,诗歌需摒弃律体。六,避免出现语法错误的文字。不模仿古人。不回避俗语和俗字。



我的“八不主义”源自对消极、破坏性因素的思考。自去年回国以来,我在各地宣讲文学革命,将“八不主义”调整为积极表述,并概括为四点:首先,有话要说,才有必要开口。这相当于“不作无实质内容的文字”的另一种说法。其次,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语如何表达,就如何表达。这涵盖了第二、三、四、五、六等条目的内涵。三、若要表达个人观点,切勿言他人之辞。这实则是对“不效仿古人”理念的另一种诠释。四、作为哪个时代的人,便应说出那个时代的话语。这又是对“不回避俗语俗字”的另一种体现。此主张既包含消极一面,亦蕴含积极之意。略过细节,转入正题。《建设新文学论》的核心理念仅用十个字概括:“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倡导的文学变革,旨在为中国打造一种以国语为基础的文学形式。只有当国语的文学得以形成,文学的国语才能应运而生。文学的国语一旦确立,我们的国语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国语。若国语缺乏文学,它便失去了生机与价值,无法成立,也无法发展。这正是我撰写此文的主旨所在。我经过深入探究,思考着:为何在这漫长的两千年间,中国未曾诞生出真正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文言文学?我自问自答:“这一切皆因两千年来,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皆缺乏生机,皆以早已消亡的语言文字为载体。这些僵化的文字无法孕育出鲜活的文学。因此,在这两千年的历程中,中国仅有那些毫无价值的僵化文学。”

我们为何对《木兰辞》与《孔雀东南飞》情有独钟?只因它们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为何陶渊明的诗作和李后主的词作也备受喜爱?同样是因为它们采用了白话文。为何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等诗篇也颇受欢迎?原因在于它们同样采用了白话文。那么,为何不喜爱韩愈的《南山》呢?那是因为其中充斥着晦涩难懂的古奥之词。……简而言之,从《三百篇》至今,我国文学中那些颇具价值和生命力的作品,无不采用白话文或接近白话文的形式。而那些缺乏生机的古董,不过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再来看近现代的文学,为何《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能被誉为“活文学”?只因它们运用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字。若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等人均采用文言文撰写作品,那么他们的小说必然不具备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亦不会拥有如此高的文学价值。请读者切勿误解,我并未断言所有采用白话文创作的书籍均具有价值与生命力。我所强调的是,仅凭僵化的文言文是无法创作出充满生命力和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一千多年的文学作品中,凡具备真正文学价值的,无不带有白话的特点,无不借助这种“白话特点”的力量。换句话说,白话不仅能够孕育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同样也能产生无价值的作品;既能创作出《儒林外史》,亦能产出《肉蒲团》。然而,那已经消亡的文言文只能孕育出毫无价值、毫无生机的文学作品,根本无法创作出具有价值、充满活力的文学作品;它只能模仿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却无法创作出一部《儒林外史》。



若对所言存疑,不妨先阅读明代文学巨匠宋濂所著的《王冕传》,继而品读《儒林外史》中的开篇《王冕传》,从中便能领悟到死文学与活文学的差异。为何僵化的文字无法孕育出鲜活的文学?这一切皆源于文学的本质。所有语言文字的功能在于传达意义和表达情感;若传达得巧妙,表达得生动,便成就了文学之美。那些沉溺于古文的人,若有所感,便需将这感悟转化为数千载前的典故;若有所情,便需将这情感转化为数千载前的文言。本应是游子思乡,他们却要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本应是离别之际,他们却要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本应是庆祝陈宝琛七十寿辰,他们却要说是在祝贺伊尹、周公、傅说。何其荒谬:本应是村野老妪的言谈,却要她模仿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风格;分明是低俗的妓女之语,却要她效仿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体裁!如此撰文,又怎能准确传达情感呢?既不能传达情感,又不能表达情绪,这还算得上是文学吗?即便如《儒林外史》中的王冕,他也是一个富有感情、充满活力、善于谈笑的鲜活人物。这一切皆因著述者能够运用生动的话语和文字来刻画其生活神态。然而,在宋濂的著作中,王冕的形象却显得毫无生气,无法触动人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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