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奖得主揭晓：科幻文学如何影响现实世界与公共决策

am928 · 发表于 2025-3-3 11:41:21

近日，世界科幻大会将今年的雨果奖得主公布了出来。科幻文学与现实世界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紧密。在历史上，科幻的想象力推动了未来技术的发展，并且对政治发展的格局也产生了影响。有的科学家提出，领导人都应当去读一读科幻小说。那么，科幻文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公共决策吗？

撰文 | 李永博

8 月 18 日是当地时间。第 77 届世界科幻大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2019 年雨果奖的获奖名单被公布。美国作家玛丽·科瓦尔是今年的星云奖得主。她凭借《The Stars》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获得了最佳戏剧表现奖。

雨果奖是科幻文学界最重要的两个奖项之一，中国读者对它并不陌生。2015 年，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版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意味着中国作家首次获得科幻文坛的最高荣誉。一年之后，80 后女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了第 74 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中国科幻赢得世界目光之时，《流浪地球》等科幻题材的国产电影上映了，这进一步掀起了科幻热潮，有一些评论家还把 2019 年定义为“科幻元年”。

科幻小说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而言，是较为晚近才出现的。1840 年时，“科学家”一词才被正式提出。而科幻小说的相关说法，要到 1851 年才出现。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会让读者去思考，当下与过往的时代因何不同，我们将走向怎样的未来，以及我们怎样去应对变化带来的挑战。

科幻文学具有“指向未来”的特征，它既能塑造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又能对现实中的社会和公共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科幻文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十分紧密。在历史进程中，科幻文学不但推动了未来技术的发展，还影响了政治发展的格局。

01

航天机构为什么愿意同科幻作家合作？

严谨的科学研究与流行的科幻小说之间，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界限清晰。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对科幻小说非常热衷。

澳大利亚科学家 Ian Chubb 教授称，自己从《生活大爆炸》里学到了许多能让科学变得有趣的办法。英国前科学部长 Wicks 提议，教师在课堂上利用《星球大战》或者《神秘博士》里的场景来开启科学课的讨论。美国火山学家 Jess 在竞选国会议员期间，曾将一项环保行动与《星际迷航》中的宇宙观相联系。

科学家之外，一直追求“高精尖”的航天机构，也是真正的“科幻迷”。刘慈欣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有“国家级的航天机构与他联系”，并且他还提供了一些创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科幻作品的合作，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有大半个世纪之久。

1969 年，“阿波罗 11 号”即将登月之际，一部在好莱坞上映的科幻电影被后人奉为经典。《2001：太空漫游》成为经典，是因为得到了 NASA 的大力支持。片中的飞船、空间站等元素的灵感来源于 NASA。导演库布里克花费 75 万美元制作了一个太空舱模型，该模型高 12 米、宽 2 米，并且真的能以 5 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转动。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

近年来，好莱坞的科幻大作有《世界末日》《万有引力》《火星救援》以及《复仇者联盟》等。这些科幻大作的背后都有 NASA 作为金牌顾问。2014 年，NASA 与出版社合作启动了专项，以帮助科幻作家写出贴近科学原理的故事。并且，不少美国科幻作家是 NASA 的顾问。

科学家严谨求真，科幻作家天马行空，为何二者能实现双向合作呢？在刘慈欣看来，科学需要科幻中那种无惧无俗的想象力，他说：“国内的专家会觉得奇怪，认为科幻作家懂不了什么。实际上，我们的作用就是启发航天工程师的想象。”

02

一部畅销的乌托邦小说，

掀起了美国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科幻作品受到科学界人士的青睐。历史上，不少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忠实的科幻迷。从一国总统到渴求变革的普通人，科幻小说为渴求变革的普通人浇灌了远大理想，也为温斯顿·丘吉尔、罗纳德·里根、尤金·德布兹等政治领袖塑造了行动方针与政治实践。

1888 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有一位律师出版了长篇小说《回顾：公元 2000 - 1887 年》。这本小说出版后很受欢迎，在美、英各地的销量超过一百万册。作者是爱德华·贝拉米，他的名字也因此闻名世界。作者在书中构想了一位年轻的波士顿人沉睡了一个多世纪，在 2000 年醒来，并且发现美国已变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回顾公元 2000 年至 1887 年》，此书为爱德华·贝拉米所著，出版于 2009 年

在一个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家掌控着所有事务。社会和技术进步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商品与服务的中间环节被消除了。普通人的工作时间得以减少。大多数人都具备了提前退休的条件。贝拉米觉得，摆脱了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人将会拥有一个既更富裕又更高效的理想社会。

《回顾》并非首部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然而它精准地触及了时代的关键问题，从而引发了美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的热潮。那个时期的美国，贫富差距极为明显，两次经济危机致使数以万计的人失业。

当时在美国，社会主义常被视作离经叛道的思想。《回顾》这本书问世后，在美国各地兴起了“贝拉米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了后来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比如尤金·德布兹（Debs）、厄普顿·辛克莱（Upton）、卡尔·桑德堡（Carl）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据说英格兰的“田园城市运动”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03

丘吉尔的“科幻体”演讲话术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英国首相，他的演讲才能如同他的战时领导力那般闻名。不过，他在演讲过程中所表达的诸多观点和话语，是直接源自于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Wells）的。

丘吉尔曾将纳粹德国的崛起称作“聚集的风暴”，此比喻源自威尔斯的小说《世界大战》。在读完威尔斯的小说《现代乌托邦》之后不久，丘吉尔在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自由委员会面前进行讲话，他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且演讲内容与威尔斯的文本相呼应。

《世界大战》，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

演讲前几天，丘吉尔给威尔斯写信，称“我欠你一大笔人情”。威尔斯对丘吉尔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话语与社会理论。一战期间，威尔斯建议丘吉尔建造一种堑壕战装置，不过后来因进展缓慢而未能被使用。威尔斯 1946 年去世，在此之前，丘吉尔与这位小说家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

04

美国自由党、激进的个人主义哲学，

与“反文化”运动

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理想具有很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可以孕育出政治党派。1957 年，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创作的乌托邦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出版。这部小说尽管遭到了很多恶评，但却非常畅销，在短时间内对美国大众产生的影响仅次于《圣经》。安·兰德在小说中所推崇的那种极小化政府的个人主义，深深吸引了一位年轻人，他名叫大卫·诺兰。1971 年，大卫·诺兰根据小说的精神创建了美国自由党。时至今日，美国自由党依然会援引安·兰德的作品来彰显自身的价值观。

《阿特拉斯耸耸肩》是安·兰德所著的作品，由杨格进行翻译，于 2007 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在个体被极度彰显的年代，还有一位让众多年轻人深深着迷的精神偶像，那就是罗伯特·海因莱因。如今被称作“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海因莱因，不但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科幻作品，并且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是美国反文化热潮的先驱。

在那个年代，美国军事学院的教室能看到海因莱因的小说《异乡异客》，嬉皮士社区的教室也能看到。这本书描绘了一位来自火星的神秘人士，他的精神信念与嬉皮士们信奉的“爱、永恒与纯真的理想”相契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崇尚偶像破坏和自由性爱的年代，海因莱因的科幻小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化象征。

05

里根的“星球大战”：

科幻作家组成的决策团队

在政治谋划与科幻想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最具疯狂特质的一次实验，就是罗纳德·里根所主导的“星球大战”计划。里根向来对科幻小说极为痴迷，从年少之时起就开始阅读美国科幻作家埃德加·巴勒斯创作的那些如同史诗般的冒险故事，像《人猿泰山》《火星》等。在里根的观念里，科幻小说并非只是毫无缘由的幻想，他坚信科幻小说作家能够为技术以及未来的发展给出宝贵的见解。

美国总统里根正在阅读文件。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以及约翰·保罗二世被一同称作“驯熊三人组”。他凭借“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一系列战略方面的举措，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这些激光器可以探测并转移任何朝美国发射的核武器。

这一设想近乎科幻，且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投入，这让不少政治家和科学家觉得不切实际。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把它称作“不计后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这个名字就被流传了下来。

看一看当时美国航天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或许能更理解参议员肯尼迪的担忧。里根总统麾下的顾问委员会除了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之外，还包括了一大批当时很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其中有波尔·安德森（Poul ），有格雷格·贝尔（Greg Bear），有罗伯特·海因莱因，有吉姆·班恩（Jim Baen），并且还有委员会的召集人杰瑞·波奈尔（Jerry ）。

这些科幻作家起初的职责是协助里根团队完成过渡，使其能适应在太空政策中的新角色。后来他们最终成为了政府决策班子的一员，还为里根团队起草了几份太空政策文件，其中包括说服里根推动“星球大战”计划。

冷战的背景之下诞生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最终必然成为了一个费力且不讨好的空想，一场持续时间长、花费高昂且毫无用处的冒险。不过，科幻作家与国家航天局之间的合作，从那时起就变成了许多国家发展航天技术的一种传统。

06

科幻文学的审议精神：

公共决策的试验田？

大多数读者认为，科幻小说的价值存在于自由畅想的精神世界之中。在如今科幻作家与科学界、政治界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科幻作品究竟能够给现实世界带来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不少科幻经典的幻想如今已变为现实。1952 年，艾萨克·阿西莫夫发表“银河帝国三部曲”。书中描绘了扫描仪、复印机、笔记本电脑、指纹扫描等。如今，这些都已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科幻作品的问题指向通常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过时。1818 年玛丽·雪莱创作了《弗兰克斯坦》，它被称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当时，很多人依旧将科学这种新兴事物当作异端。人类命运与科学进步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吗？200 年后，《弗兰克斯坦》所抛出的那个母题依旧没有过时。克隆技术、基因编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它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弗兰克斯坦”问题。

电影《科学怪人》（1931）剧照

澳大利亚首席科学家 Alan 在 2017 年进行了一次主题演讲。他向台下的政商精英和领袖阐述了“为什么政商领袖需要多读一点科幻文学”这一问题。他认为，科幻文学一方面能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想象力，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公共决策的一种补充审议形式。

当代技术发展速度很快，立法和公共政策往往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云端有大数据处理，虚拟现实技术存在，移动支付也有，共享单车也在。新兴事物不断涌现，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让各国立法者很头疼，公共审议和论证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然而，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在科幻小说中早已出现。科幻作家们在问题实际发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思考未来世界可能会遇到的困境，比如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问题，以及克隆婴儿的伦理问题等如今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科幻小说凭借具有想象力的文字来“模拟”未来世界的可能性。

作家们给出的处方不一定正确，科幻作品也无法成为技术与立法的指南。有些科幻作品，要么陷于乌托邦的白日梦，要么陷于反乌托邦叙事的厌世与悲观，要么片面地崇古贬今，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假想的古代。不过，这并不影响科幻文学为公共决策提供自由讨论和试错的空间，使其成为未来技术与公共决策的试验田。

作者 | 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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