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鉴：红顶商人的荣与殇——从胡雪岩到李嘉诚的政商命运

am928 · 发表于 2025-3-22 19:55:43

一、历史的镜鉴：红顶商人的荣与殇

中国商人的命运一直与家国叙事相互交织。明清时期的商书《商贾便览》强调“要以勤俭为先，把信用当作根本”，这折射出传统商人所具有的“义利共生”的生存智慧。胡雪岩凭借“红顶商人”的名号去攀附权贵，最终因为左宗棠的倒台而走向破产，他的传记《红顶商人》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如果商人把自己的根系深深扎在权力的土壤里，终究难以逃脱风雨飘摇的宿命。

今日李嘉诚进行的港口交易，就如同《大败局》里那些企业“花样年华突然凋零”的情况在现代的重现。他依靠政商之间的纽带获取了深圳盐田港，然而在全球经济发生变化的局势下，却将核心资产抛售出去，从而引发了“忘恩负义”这样的舆论浪潮。

1997 年，他成功拿下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开启了自己打造全球物流帝国的野心。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 WTO 。然而，他却笃定东方巨龙一定会崛起。二十年后，当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威胁要收回运河控制权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以 228 亿美元的价格，将 43 个港口抛售给了美国贝莱德财团，唯独将中国的核心资产保留了下来。这一退一守间，是商人的精明，亦是家国立场的微妙权衡。

二、资本的逻辑：逐利与避险的双面性

商海之中有起有落，李嘉诚向来以“不赚最后一个铜板”而闻名。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做出了逆势抄底欧洲基建的举动；在 2015 年中国地产泡沫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抛售了内地的资产，转而投向了英国。此次港口交易，从表面来看是为了规避地缘风险，因为特朗普政府对巴拿马施加压力，还威胁要将运河国有化。从深层角度来看，这是资本对逆全球化所做出的预判，即全球贸易的增速在放缓，区域化的趋势开始抬头，而重资产的港口已经变成了“烫手山芋”。

然而，资本具有无国界性，而企业家具有国民性，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李嘉诚实施了“西退东守”的策略，并且保留了盐田港和香港货柜码头，这一策略虽体现出了商业理性，但却难以掩盖舆论的质疑。当美国借助港口数据分析中国的贸易动向，甚至威胁要加征“过路费”时，人们不禁要问，这笔交易是否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定位》理论所揭示的“心智战场”法则，在当下展现出了另一重残酷的景象：商人借助权力红利完成了原始积累，而民众则将他们的财富视为“社会契约”的成果。李嘉诚捐赠数十亿用于医疗项目的那道光环，难以掩盖其港口交易所引发的质疑。

三、家国情怀：商人无法剥离的底色

中国传统文化里，商人的最高境界为“义利并举”。范蠡曾三次散发家财来帮助越王复国，张謇以“实业救国”为宗旨兴办教育，他们都把家国作为根基。再看香港，地产豪族的崛起与权力的扶持有着紧密的联系：1978 年，李嘉诚获得领导人接见之后，其地产版图迅速得以扩张；深圳盐田港、香港会展中心等项目能够落地，无一不是依托着政商之间的纽带。财富积累与权力红利深度结合之时，商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动物”，而是需要肩负起更多的道义责任。

李嘉诚的矛盾体现于此：他为内地残疾人捐赠了数十亿资金，还资助了百万白内障患者让他们重见光明。然而，在敏感时刻，他却抛售资产，因而被指责“忘恩负义”。民众之所以愤怒，实际上是对“权力经济”获利者秉持双重标准的一种抗议。他们在合作时借助权力，而在撤离时却高呼要遵循市场，这种行为难免会让他们被贴上“投机者”的标签。

四、破局之道：在商言商，更在商言国

真正的商业智慧，要超越短期的套利行为，要把目光锚定在长周期的价值上。新加坡的李氏家族通过淡马锡模式，实现了资本与国家利益的平衡，既能在全球进行扩张，又能用国家基金来反哺民生。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提出“企业是公器”的理念，把利润投入到技术研发和社会公益中。再看香港，地产豪族垄断了财富，挤压了实业的发展，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出现了畸形的状况——前十富豪中超过一半都涉足地产领域，而制造业所占的比例还不足 5%。

对当代商人而言，需铭记三点：

根脉意识表明，资本是没有国界之分的，然而企业家却有着自己的祖国。巴菲特一直坚守着“永远不会看空美国”的信念，李嘉诚也曾经坦诚地表示“中国的港口属于战略性资产”。

风险共同承担：在经济处于上升态势时，能够凭借形势顺势而起；而在经济处于下行态势时，也必须与国家同乘一条船。在疫情期间，霍英东家族捐赠并建造方舱医院，这就是在别人处于困境时给予帮助的典型事例。

社会经营方面，像邵逸夫通过“逸夫楼”播撒下了教育的火种。商人应该用社会事业来浇筑（遗产），而不能仅仅去追求财务报表上的数字。

巨轮转向时的灯塔

《穷查理宝典》中，查理·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提醒商人，要把家国情怀纳入风险计算的维度里，从而避免成为那种只追求利益、没有其他维度的“唯利是图的单维生物”。

李嘉诚的港口交易，在商业史上将会成为一个标志。然而，它所引发的争议，给所有追求利益的人敲响了警钟：当资本的大船驶入涉及家国情怀的危险区域时，只有把罗盘指向“义利共生”，才能够避免触碰到最底部而沉没。商人能够撤离自己的资产，但是却无法带走被土地滋养的根系；时代或许能够宽容资本的自由，但是历史永远都会铭记那些与国家同频率的掌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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